1

我们老家那一带人，书呆子不叫书呆子，叫鹅头人。这大概是仿生学的一次无意识应用吧。因为鹅相对于鸭鸡等家禽来说，确实呆笨些，人到跟前它都不知道躲闪，这跟书呆子相像。所以，我们老家那一带人，就很形象地叫书呆子为鹅头人。当然，谁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这样叫。这样叫，对识字先生不尊重。我们老家那一带人，还是尊重知识的，尤其对识字先生非常敬重。敬重的标志，就是从不当面说识字先生呆蠢。如果因为什么事，不幸地和他瓜葛上了，而浅显的道理到他那儿又掰扯不清，这个时候，我们老家那一带人不会口无遮拦地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呆蠢；而是说，你这人怎么这么鹅头。别看少一个人字，但意思不一样，鹅头人就是骂他呆蠢，而鹅头是说他算不开账，当然也有蠢的意思，但不明显，一般人是能接受的。

小时候，我们老家那一带，就有一对这样的鹅头人。他们是父子，姓吴。吴父是私塾老先生，一肚子之乎者也。老先生在我们那一带非常有名，因为他干过两桩非常有名的事情：一桩是给县长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不知道是啥，但县长接信后专门登门拜访了他。不是因为他提了什么建设性意见，而是他写给县长的信非常有文采，通篇都是四字诗句，洋洋洒洒好几篇。县长也非常有文采，所以惺惺相惜，放下政务，专门拜访他。据说，在他的茅草屋里，他和县长相向而坐，彻夜对诗到天明。这件事让他名噪乡野，成了我们那一带非常有学问的人。另一桩非常有名的事儿，是和他儿子砌鸡笼，也就是北方人说的鸡舍。按说这件事不可能引起轰动，但老先生硬是把这件小事做轰动了。

大家知道，砌鸡笼在农村就不叫个事儿，是个人都能干，不需要瓦工常识，找些土坯和点泥，再找几根树枝，三下五除二就砌好了。可是老先生不这么做，老先生像盖房子那样先设计图纸，这本身就很好笑。因为农民盖房子都不用图纸，说盖就盖，他却砌个鸡笼还要设计图纸，想一想就觉得好笑。图纸设计好了以后，老先生拿给儿子看。他们父子俩都擅长画画。儿子端详了半天父亲画的鸡笼，不太称心，就改了几笔，老先生也没说什么。于是，父子俩就按照图纸砌鸡笼。哪知道砌好后，半夜里鸡笼倒了，把鸡砸死了。第二天早上，老先生站在倒塌的鸡笼旁，像吟诵古诗那样埋怨起儿子来：叫你别改你非要改，呜呼哀哉，这下好了，把鸡砸死了。声音像唱歌一样，尾音拖得老长。于是，这事就在乡下传开了。大伙传的，不是鸡笼倒了把鸡砸死了，而是他们父子砌个鸡笼还要设计图纸！每每说到这件事时，那些大字识不了几个的乡亲们都嘿嘿一笑说，这父子俩，真鹅头。然后就忍俊不禁地笑起来，笑点低的人甚至都能笑岔气儿。

2

老鹅头我没有见过，或者说见过，但是没有印象。因为在我四五岁那年，老鹅头就去世了。关于他的段子，我都是听乡亲们在茶余饭后说的。小鹅头大名叫吴圩，我和他很熟悉，他是我的小学老师。在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我们小学校有一个吴老师。吴老师是外村人，离我们村大约有十来里地。离得远，乡下又不通公交车，而南方多是水网田，窄窄的田埂也无法骑自行车。当然，他也没有自行车，有他也不会骑。所以为了方便，他平时就吃住在学校，只有到了星期天他才回家。吴老师和他父亲一样，肚子里也装了不少之乎者也，大概是装多了，茬住了，日常生活中就显得鹅头。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你就知道他有多鹅头。比如淘米做饭放多少水，这个连没上过学的女孩都会做的事，他却掌握不好。不过，他有他的办法。别人替他放一回水后，他用尺子量，然后刻个记号，下次放水时就以这个记号为准。但他认死理，每回都和这个刻度较劲，不能多，也不能少。可他手头又没那么准，不是多了就是不够。这样反反复复，别人几秒钟搞定的事，他要半个小时才能搞定。好在他一个人饭做一个人吃，没有人跟他计较。再有，吴老师不认路。每次回家，他就认准一条路。换一条路，他就找不到家。有一次发大水，他每次回家必经的那条小河过不去。在河边放牛的叶大爷告诉他说，上游一里地的地方有一座桥，让他从那儿过。于是，他就按照叶大爷的指点往上游走，边走边记步数。一里等于五百米，这他清楚。他的步幅七十厘米一步，这他也清楚。可是数到七百五十步时，他并没有发现叶大爷说的那座桥。于是，他认为叶大爷诓他，就回来了。叶大爷见他回来了，就问他怎么回来了？这不问不要紧，一问，吴老师气鼓鼓地说叶大爷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说谎骗人呢？叶大爷一听这话很胀肠子，心想我连三岁小孩都没骗过，怎么说我骗你呢？但叶大爷知道他鹅头，没跟他计较。叶大爷对吴老师说，我带你去。找到那座桥后，吴老师不但不感谢叶大爷，反而和叶大爷矫情，说叶大爷说得不对，不止一里地，比一里半还多。叶大爷没跟他矫情，说，你过去吧。叶大爷不知道他不认路，也没管他过去以后怎么走。吴老师也没问叶大爷，过桥以后怎么走，他觉得自己心里有底。因为他在河这边走了一千一百一十二步，找到了这座桥。按照平行原理，过河后再在对岸走一千一百一十二步，就能找到回家的那条路。于是，他一边走一边默数。可是，数到一千一百一十二步时，眼前是一片陌生的地。他慌神了，不知道怎么走了。这时候，正好是正午，整个田畈没有一个人。可怜的吴老师就像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狗一样，在田畈里转圈。转了大约两个多小时，村人睡完午觉醒来后，发现这人还在田畈里转圈，以为这人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有好占便宜的村人装作拾狗粪的样子，来到田畈。走近一瞧，是吴老师，就问：吴老师你什么东西丢了？吴老师说，我没丢东西。村人说，你没丢东西，你在找什么？吴老师说，我在找回家的路。村人知道他迷路了。村人知道吴老师是哪里人，对他说，你再往前走几条田埂，就找到了你回家的那条路。吴老师觉得不可思议，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嘀咕说，我明明在河那边数了一千一百一十二步，怎么到了河这边就不止这个数呢？

这就是吴老师。别看吴老师生活中是个鹅头人，我们那一带人谁都承认他学问大。要不，他怎么鹅头呢！书读多的人，容易鹅头。反过来，正因为他鹅头，所以学问大。我们那一带农村人，就是这么运用辩证法的。因为吴老师学问比别的老师大，在我们小学校，他年年都带五年级毕业班。因为五年级语文课本中有好多生僻字，其他老师不认识，吴老师认识。在我们眼里，吴老师就没有不认识的字。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遇到不认识的字，都要问吴老师。如果别的老师读的音和吴老师读的音不一样，我们肯定认为是别的老师读错了，因为吴老师是标准答案。吴老师不但学问大，教课也特别认真，尤其是对待学生作文，那真是有耐心，逐字逐句地修改。学生们摸透了吴老师的脾气，对他布置的作文，没有一个同学想着好好完成。为了图省事，他们都拿着他们驴唇不对马嘴的作文，排着队让吴老师改。我们因此常常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吴老师穿着一件破了很多洞的汗衫，被许多同学围着。这些同学的作文要是搁别的语文老师那里，早扔地上了。但不管多热的天，只要吴老师接过你的作文，他就会把不通顺的句子改通顺了，把你没写完的作文也按照上文的意思给续完了。这哪是学生写作文，分明是吴老师帮全班同学每人写了一篇作文。按说，以吴老师的学问和他的认真劲儿，应该受到学生和老师的尊敬才对，可是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拿他不吃劲儿。老师拿他不吃劲儿情有可原，因为他们都是成年人；学生拿他不吃劲儿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学生怕老师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吴老师教的所有学生，都不怕他，几乎都拿他的话不当回事儿，他也没脾气。开始，只是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不怕他，后来连女生都敢跟他顶嘴。更可笑的是，好多时候，不是吴老师找学生麻烦，而是学生找他麻烦。

我就亲眼见过一次。那是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一天中午。这之前，我并不知道吴老师是谁，尽管我还没有上学前，就从比我大一些的孩子那里听说过他，知道我们小学有这么一个老师，但我始终对不上号。那时，大孩子们称呼吴老师不是吴老师，而是吴孬子。孬子是我们那一带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傻子。孬子的发音和老师的发音比较相近，用我们那一带方言发音，外地人肯定听不出来；如果用我们那一带方言发音的速度再快点，即使是本地人，若不仔细听，也根本听不出区别来。我们学校高年级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无聊时，就这么喊，吴老师听了也应答。那天是一个雨天的中午。如果是晴天，只要中午放学铃一响，我们这些野孩子就跟茅坑里的苍蝇被惊动一样，嗡一声四散回家，吃午饭去了。小学就在村上，学生和本村的老师中午回家吃饭。但那天放学的时候正下着雨，好多学生都没有雨具，走不了。都像淋湿的猴子一样，聚集在教室外面半米宽的屋檐下等。雨什么时候停了，或者下得小一点，我们这些野孩子就会一路小跑冲回家。南方的雨比较绵，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路近的孩子，实在等得受不了，就冒雨冲回家。我和一些家离学校比较远的孩子，只能猴在屋檐下，一边忍受着咕咕直叫的肚子，一边看着沥沥淅淅的雨发呆。我们站立的屋檐，是五年级教室的外墙。农村孩子读书晚，那个年代的五级年学生，小大人一样。当时，教室里有六七个学生没走。当然，他们中有的压根就不打算回家，回家也不一定有饭吃，索性不回家。这些留下来的学生，别指望他们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业，他们不把屋顶掀掉就算烧高香了。我小的时候，大环境不兴读书。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没指望他们将来吃文化这碗饭。那时候，知识是改变不了命运的。送孩子读书，主要是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也读书，他们随大流。至于孩子将来读到什么程度，他们不想。大多数家长觉得孩子读完小学，将来能认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家长普遍不关心孩子的读书成绩。老师也不怎么管，他们知道学生学得再好，将来还不是照样修地球？只要学生上课时别调皮捣蛋就行。中午不回家的孩子，一般也不在教室里待，不是去地里踅摸吃的，就是往谁家门口一靠，要点吃的。这天中午有雨，他们没地方去，便打算捉弄吴老师来解解闷。吴老师当时正在伙房里吃饭，就他一个人，自烧自吃。别的老师都是本村人，回家吃饭去了。伙房与五年级的教室相连，中间隔着一堵墙。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方便吴老师做饭时察看教室里的动静，在这堵墙中间开了个人脸一般大的洞。靠伙房那边，有一个小门，以前有插销，不知什么时候插销没了，只要学生从教室这边轻轻一捅，就能看见吴老师在伙房里的一举一动。吴老师一般在最后一节课时做饭。如果最后一节课正好是五年级的自习课，几个调皮鬼就隔三岔五地捅一下那扇小门，冲着洞口说真香，或者说香死我了。吴老师不出声，做不理状，偶尔瞪着眼睛气鼓鼓地看那几个调皮鬼。那几个调皮鬼并不在洞口久留，露个脸就走。待吴老师把小门关上放松警惕后，另一个调皮鬼如法炮制。吴老师有时受不了，做出恶狠狠的样子，跑过来要收拾这几个调皮鬼。这几个调皮鬼见吴老师从伙房里出来，就撒丫子跑了，然后远远地看着吴老师。就像招惹了狮子的鬣狗，远远地看着狮子，你进我退，你退我进。这天中午，吴老师刚扒第一口饭时，几个调皮鬼一同趴在洞口。吴老师边咀嚼，边看一眼这几个调皮鬼，不吭声。调皮鬼中的一个说，真香！吴老师翻一下白眼，上前把洞口关上。不一会儿，他们又把小洞口捅开了，一齐冲吴老师喊：吴老师，把点吧！把点，是我们那儿的方言，就是给点的意思。吴老师又翻一下白眼，站在原地没吭声，转过身，背对着小洞口。这时，他们又一齐冲洞口喊：把点吧，吴孬子！声音很大，震得人心慌。吴老师实在受不了，转过身，举起筷子恶狠狠地走到洞口，示意要打他们。他们往后退几步，嬉皮笑脸的样子。吴老师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像是自言自语。他拿这几个调皮鬼没办法，只能悻悻地关上小洞口。他们岂肯罢休。这次他们没有一齐喊，其中一个调皮鬼冲吴老师说，吴孬子，你的菜碗里有蛆。吴老师不理会。另一个说，不是菜碗里有蛆，是饭碗里有蛆。吴老师仍不理会。他们来劲了，一唱一和，越说越恶心。吴老师呕了一下，脸涨得通红。吴老师放下碗，仰起头，捂住嘴，他不想把刚刚咽下的饭菜吐出来。过了一会儿，缓过劲儿的吴老师拎起一把鸡毛掸子，追出来。他们见势不妙，纷纷逃出教室。吴老师气急败坏，直奔其中一个孩子穷追不舍。两人一开始在教室环形走廊里跑，跑着跑着，那个男孩感觉吴老师要追上他了，急中生智，甩掉脚上的鞋，冲出校门，逃到雨中。吴老师追到大门口停了下来，喘着粗气干瞪眼，嘴唇颤抖个不停。

就在吴老师追那个男孩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叫大屁股的孩子悄悄溜进伙房，端起吴老师的饭碗吃了起来。大屁股男孩不但把吴老师碗里的饭吃了个精光，还把吴老师锅里的饭也吃了个精光。

3

我那时并不觉得，那几个学生是在欺负吴老师。我那个年龄，正是美丑不分的年龄。看到那几个调皮鬼捉弄吴老师时，我不觉得不好，反而觉得很好玩。特别是当那几个调皮鬼后来成为我们学校的革命小将，上台挂大红花时，我更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有本事。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渴望自己也能像那几个调皮鬼一样，捉弄捉弄吴老师。

我那时和吴老师没有交集，直到小学五年级，我才和吴老师有了交集。这一年是1976年。这一年，吴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这之前，我也成了我们学校出了名的调皮鬼。吴老师也一定知道我，只不过没有留心我是谁罢了。如果仅仅因为调皮，我还有药可救，问题是我不但调皮捣蛋，还令人讨厌。至于我令人讨厌到什么程度，多年以后，我看到莫言在他的小说《牛》中写的那个令人讨厌的少年时，我觉得莫言写的就是我，或者说是以我为原型而写的。我其实比莫言笔下的那个令人讨厌的少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和那个令人讨厌的少年一样，我也是一个意识不到别人讨厌自己的少年；也是一个哪里热闹，往哪里钻的少年；也是一个不管听懂听不懂，也要插嘴的少年；也是一个听到了一句什么话，或是看到了一件什么事，就飞跑着到处宣传的少年；也是爱站在张三后面说张三手中的牌，站在李四后面说李四手中的牌的少年。这样的少年，放在哪儿都肯定不少挨打。可是我不怕打，也不记打，挨完打以后，一阵风吹过就忘了，照样龇牙咧嘴跟人乐。别人不理我，我就招猫逗狗。结果，要不了一会儿，我又挨一顿打。

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少年，谁会待见呢？没有人待见我。我上到小学一年级下半年，就开始没人待见我了。我几乎和班里所有小朋友都打过架，他们都曾经是我的同桌。上到二年级，同学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同桌。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我都是一个人坐独桌。我的座位就在老师的讲台下面。老师这样做，不是为了关照我好好学习，而是拎我耳朵或者用棍子抽我时，得心应手。在我的记忆里，老师除了用棍子抽我，或拎我耳朵时看我一眼，平时不带看我的。可是，老师越不待见我，我就越渴望老师待见我。为了让老师看我一眼，我时常不是在课堂上扮怪脸引同学发笑，就是弄出点动静吸引老师和同学的目光。实在没有怪可搞，我也要憋个屁，弄个声响，把同学逗笑。

接下来，可想而知。尽管每回挨打我也龇牙咧嘴，但看到老师和同学都向我投来目光时，我还是心生温暖。为了让老师把我调教成一个正常的孩子，从我上二年级起，父母没少请老师到家吃饭。老师到我家吃饭，不但没有帮助我融入集体生活，反而成了我在课堂上肆无忌惮地捣乱的借口。老师也以吃了我家的饭，理应对我父母负责为由，教训起我来下手更狠。他们以为让我一个人坐课桌是对我好。他们以为打我，就能让我懂事。

直到我上五年级时，吴老师的做法才对了我的心思。吴老师没有让我独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让我独坐，他让我和一个叫侯卫华的孩子同桌。侯卫华是个“右派”的儿子。那时，我们不知道“右派”是什么人，只知道他家成分不好。他父亲经常和我们村的地主富农们一块挨批斗。他父亲在批斗会上是低着头的，所以侯卫华在学校就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可怜兮兮的，平时走路都是溜边。他一副示弱的样子，反倒没人欺负他。他也没有朋友，和我一样独来独往。他和我一样，这之前也是坐独。不同的是，我坐在最前面，他坐在最后面。坐在前面的同学，甚至都不知道班里有他这么个同学。侯卫华也渴望融入集体，也希望有人理解他。这一点，从他被吴老师调到和我坐同桌后就能看得出来，他不但爱笑了，话也明显多了起来。虽然别的同学不愿意跟他说笑，他至少可以跟我说笑，拿我当玩伴儿。对他来说，这就是进步。我以前也嫌他是狗崽子，不理他。我把同学都得罪光了，没人理我，现在有他理我，我巴不得呢。我们两个天涯沦落人，就这样成了好朋友，相互取暖。那段时间，我俩上课坐同桌，下课在一块玩。别的同学不跟我们玩，我们就自己玩。虽然只是我俩玩，我俩照样能玩出花来。为了引人注意，我俩满院子里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不是他追我，就是我追他。我俩像吃了笑药一样，高兴得不行。别的班级的同学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这让我俩更加来劲。我俩索性在院子里玩摔跤。这一招果然引来更多同学的围观，有时老师也加入进来。这是一种无形的激励。

更让我俩高兴的是，有一天玩摔跤，校长也站在学生们当中观看。校长也和同学们一样，咧着嘴笑。校长姓光，像我这种出了名的调皮捣蛋学生，光校长平时是不看的。这一天，光校长有兴致看我和侯卫华摔跤，是我们家的大白鹅起了作用。那只大白鹅养了一年多，两天前母亲把它宰了，因为父亲要请光校长到家里吃饭。父亲请光校长吃饭，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我大哥。我大哥是1966届初中毕业生，学习成绩好得一塌糊涂。遗憾的是“文革”发生后，他没有继续上学，在家务农。父亲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端个好饭碗，别像他那样吃辛苦饭。他老人家就异想天开地盯上了民办教师这个职位。基于这个动机，他请光校长到家里吃饭。不管我哥哥能不能如愿当上民办教师，但光校长到我家吃了这顿饭后，至少表面上对我要好一点。可能就这个原因，光校长破天荒地看我和侯卫华摔跤。我呢，也因为有光校长在场，越发来劲。我俩摔跤只是象征性的，谁也不把谁摔倒。有光校长在场，我觉得有必要显摆一下。我使出吃奶的力气，用了一个别腿。侯卫华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向后倒去，但他死死地抱住我不松手。我的身体便压在他的身体上，加速向后倒去。就在他的身体接触地面的刹那，我听到了一声像干树枝折断一样清脆的声音。所有人都被这清脆的折断声惊着了。侯卫华放开我，痛苦地在地上扭曲着。我爬起身，也被眼前的情景吓傻了。我在人群中寻找光校长，就像走失的孩子寻找父母一样。我在光校长刚才站着的地方没有看见他，也没有在别的位置看见他。我不知道光校长是什么时候走的。在一阵嘈杂声中，吴老师走了过来。吴老师在同学们的簇拥下背起侯卫华，急匆匆地向校外走去。

4

第二天晚上，我才听到侯卫华小腿骨折的消息。我已经躺在床上，准备就寝。这时，我家的门被敲响了。我家来客人了。以往，我准一骨碌爬起来。但这两天因为有心事，我没有出去凑热闹。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来人正是光校长和吴老师，他们是替侯卫华父母来的。为什么侯卫华父母不直接来呢？因为孩子打架是在学校发生的，侯卫华的家人觉得找学校理所应当。侯卫华家人找学校，学校当然要找我家。

在农村，老师很少找家长。尤其是到学生家里找家长，必是大事。母亲知道我把侯卫华的腿弄断了，二话不说，冲进卧室将我提溜起来。母亲啪啪给了我两巴掌。母亲以前也没少打我，每回打我，我都一声不吭，斜眼看着她。母亲这回打我，我哭了。我一哭，母亲就没再打我，拽着我来到堂屋。母亲指着光校长和吴老师对我说，你把刚才说的话，给光校长和吴老师说一遍。我边哭边说，那天我和侯卫华不是打架，是闹着玩的，光校长还在边上看着呢。光校长立马否认，说他根本不在场，在场的话，他肯定会制止的。听光校长这么一说，母亲笑着说，谁养的儿子谁知道，我儿子虽然调皮，但他不撒谎。你要是不在场，他肯定编不出来。光校长说，天地良心，我真不在场，不信你问吴老师。我们都看着吴老师。吴老师看着光校长，嘿嘿笑了两声。光校长急了，说，吴老师你笑什么？吴老师说，我要是说你不在场，我就等于说瞎话了，你确实在场。光校长脸气得煞白，掉头就走。这事不了了之，父母没有赔侯卫华家医药费。不过，这事以后，我和侯卫华就再也没有说过话。我们又回到了独坐状态。他坐在教室最后面。我坐在教室最前面。这事以后，我好像有点长大了，不再胡打乱闹。尤其是吴老师的课，我从不捣乱。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内心的感激，我没事时总在吴老师身边转悠，有时帮他抬水，有时看他出黑板报。我特别喜欢看吴老师画画，他的画画得真好。他画画得好，兼任很多班级的美术课。我的美术也不错，对吴老师有了感激之情以后，我的美术成绩大有长进。一天，吴老师对我说，梁建强，你将来学美术吧。我不知道学了美术，将来有什么用，只是觉得学美术轻松多了。我数学不好，一上数学课，脑袋就大。画画对我来说，似乎不用动脑子，我就愿意学。这以后，我就跟吴老师学画画。但是谁也没想到，我的这一决定，竟给吴老师带来杀身之祸。

事情得从学校要出新一期黑板报说起。以往出黑板报，都是吴老师一个人干。这次出黑板报，吴老师让我给他打下手，其实就是帮他干一些跑腿的事情，做准备工作。吴老师让我干的第一件事，把出墙报的黑板清洗一遍。黑板上的内容，是上一期的。我用脸盆打来水，用抹布把上面的内容清洗掉。我清洗得很干净。平时看着不怎么黑的黑板，经我一清洗，乌黑乌黑的。望着乌黑的黑板，我突然手痒痒，抄起粉笔在上面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毛主席三个字在上面，万岁两个字在下面。写完，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来到学校，我发现很多老师和学生围着那块黑板看。村里的杨书记也来了。我看了一眼黑板，有人在我写的字的左边写了打倒某某某五个字。打倒两个字正好与毛主席三个字并齐，而某某某三个字正好与万岁两个字并齐……这还了得，这是反动标语。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脸煞白。光校长喊：梁建强呢？站出来。同学们腾出一块空地，我就露了出来！光校长喝问：梁建强，这是不是你写的？我不敢看光校长，低着头不吭声。光校长怒不可遏，声音比刚才更大更严厉：谁指使你写的，是你父母吗？我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我边哭边说，没人让我写。光校长说，是你自己写的了？我说，我只写了毛主席万岁。光校长说，正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写的，我们才晓得有幕后指使者。梁建强你想清楚了，只要你说出这个幕后指使你的人是谁，这事就跟你没关系。确实没有人指使我，我编不出来，我没法回答光校长的质问。我只好接着哭，这是我对付大人的经验。这次却不灵，任凭我怎么哭，大人们始终围着我不放。随后，我被光校长带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进了光校长的办公室，光校长会凶神恶煞地拎我的耳朵。光校长却和颜悦色地问我：你热爱毛主席吗？我说，热爱。光校长停了一下，加重了语气：吴老师却不热爱毛主席。见我不吭声，光校长说，别以为他对你好。他为什么让你洗黑板？他这是要借你的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就是要把你拉下水，你听明白了没有？我点点头。听光校长这么一分析，我突然觉得吴老师跟电影里那种隐藏在群众中的特务有点像。这样想着，我越发觉得吴老师像特务分子。电影里的特务分子很少与人说话，吴老师也很少与人说话；电影里的特务分子走路都低着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吴老师走路也低着头。吴老师不但低着头，还经常自言自语。这哪是好人？分明就是坏人。这样想着，我突然感到毛骨悚然。原来吴老师包藏着险恶用心，目的就是要拉我下水。想到这儿，我举手示意。光校长说，你想明白了？我点点头。光校长问：是吴圩让你写的吗？我略迟钝了一下，我一下子没想起吴圩是谁。几秒钟后，我才想起吴圩就是吴老师。我说，对，就是吴圩让我写的。

得到我的口供后，光校长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接着，光校长离开了办公室。他没有理我，也没有发话让我走。我孤苦伶仃地站在校长办公室，不知所措。

5

光校长出去没一会儿，我就听到隔壁办公室里传来噼哩啪啦的声音，接着，我又听到吴老师痛苦的呻吟。我没见过吴老师痛苦的样子，他那样子一定很丑陋，因为他的笑就不怎么好看。我顾不得再多想什么，扭头蹿出了光校长办公室，向家里跑去。身后，吴老师痛苦的呻吟似乎还在追逐着我，令我不寒而栗。

回家到里，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嚷饿，而是像生了病一样，蔫头耷脑地不吭声。母亲没有理我，她一边收拾家务，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说吴老师真可怜。母亲边念叨吴老师可怜，边骂光校长他们不该那样对待吴老师。吴老师有什么错？不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吗？就遭到他们的报复，这不是公报私仇是什么？母亲说，吴老师一个鹅头人，用得着那么欺辱他吗？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些人怎么下得了狠手。母亲说，吴老师不可能是坏人。吴老师肯定是被别人陷害的。我知道母亲不是骂我。母亲不知道是我陷害了吴老师，她骂的肯定是光校长。尽管她宰鹅给光校长吃，但她心里清楚，光校长不是什么好人。我没敢跟母亲说实情。让她骂吧，她骂得越凶，我心里越好受。

我不知道母亲后来听没听人说，是我揭发的吴老师。现在想来，母亲应该知道，只是没有点破罢了。哪有不透风的墙？只是个迟早的问题。吴老师被押走半个月以后，我也不去上学了。是我自己不想上的。我不去上学，不是因为吴老师被押走，而是吴老师被押走后，来了一个杨老师。杨老师高中毕业，没什么事干，学校因为吴老师被押走后，学校缺一个老师，他就来顶缺了。杨老师长着一双水鬼眼，红红的，鼻子齉齉的，像里面塞着什么东西。杨老师和吴老师不一样。杨老师喜欢打学生，班里所有的学生他都打过。学生们都既特别怕他，也特别讨厌他。如果学生们仅仅是怕他和讨厌他还好说，最重要的是学生们都瞧不起他。他经常读错字，比如他把撑字读成掌字。我们这些刚上五年级的学生，当然不知道他读错了。我们班里有一名留级生，知道吴老师不是这么读的。这个留级生不是因为成绩不好留的级，是因为成绩很好才留的级。他姐姐跟他同班，两个人都面临上初中，他的父母早就决意不让他姐姐上初中，一是认为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二是他姐姐的成绩不如他好，所以不打算让她再念了。那个时候是推荐上初中，老师觉得他姐姐成绩也不错，不想让她辍学。于是，从中做了手脚，推荐他姐姐，没有推荐他。这样他就留了级，和我们成了同学。这个同学也姓杨，和杨老师是同宗的兄弟，内心却没拿杨老师当自己的老师。每当杨老师读错字时，他就在课堂上及时地纠正杨老师。杨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按照这个同学说的读。久而久之，学生们就瞧不起杨老师。学生们越瞧不起杨老师，就越怀念吴老师。同学们越怀念吴老师，就越瞧不起杨老师，也就越恨我。是我陷害了吴老师。同学们有事没事路过我身边时，都指桑骂槐地骂我是奸佞小人，是叛徒内奸。我不想当奸佞小人，也不想当叛徒内奸。为了躲他们，我就不上学了。

一开始，父母也没拿这事当回事。他们以为我在家待几天，待腻了自然就回学校上学去。可是我在家待了几天以后，更加觉得没有脸面再回学校去，尤其没脸面再见同学们。而且待的时间越长，这种感觉越强烈。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惯性中止后，产生的畸形感觉。当时纵使父母连打带骂连哄带骗，我就是不回学校去。父母终于拿我没办法，只好听之任之。其实，看着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伴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我心里别提有多痒痒了，有多难受了。可是我抹不开这个面子。我怕同学们往我脸上吐唾沫。我希望能有个台阶，让我就坡下驴。

我这样在家待了约半年时间，“四人帮”被粉碎了。“四人帮”被粉碎，似乎跟我没关系。我当时并不知道“四人帮”是谁。庆祝活动开始了，人们像去赶集一样穿上新衣服，跟着敲锣打鼓的队伍去游行喊口号。母亲大概觉得这是个机会，就让我也跟着去游行。

在游行的队伍里，我看见了光校长和杨老师，我不知道他们看没看见我。我估摸他们看见我了，他们只是装作视而不见。像我这样调皮捣蛋的学生，不上学他们才高兴呢！用他们的话说，少一个祸害。我也看到了久违的同学们，同学们也看到了我。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都远远地看着。我看见同学们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然后朝我这边看过来。我装作不看他们。我要是融入他们之中，应该是很幸福的。可我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我感觉自己不配有这种机会，我永远无法融入其中。我还是不好意思去上学。

这样又过了半个多月，吴老师被放回来了。据说实在没有证据证明那个反标是受吴老师指使写的，吴老师当然死活不承认，骨头硬得很。这样关了半年后，只好把他放了回来。听到这个消息，我着实很激动。激动得想大哭一场，为吴老师，也为我自己。但激动以后，我随即弥漫着悲凉。因为是我诬陷了吴老师，才让吴老师深陷牢狱之灾。吴老师肯定恨死我了。吴老师平时最讨厌告密的人和打小报告的人。有一回，两个男同学给吴老师抬水。一个男同学突然心血来潮，想搞个恶作剧，让吴老师喝他的尿，就在水桶里撒了几滴尿。还好，只几滴。也许是这个同学良心发现了。之后，这两个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事闹翻了，另一个同学就把这事告诉了吴老师。这个同学本来是想讨好吴老师，没想到吴老师反而非常生气地批评他说，你这么小的年纪，怎么不学好，学会告黑状呢？这样思量着，我越发觉得我的学是上到头了，我再也不可能回到学校了。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一天中午，吴老师领着全班同学来到我家。我以为吴老师是来找我算账的。没想到吴老师是领着全班同学来接我上学的。吴老师没有让同学们进我家，而是让同学们在我家门口呈扇子形列队站着。几个高个子同学站在中间举着标语，上面写着：欢迎梁建强同学归校。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我像童养媳见生人一样，不好意思地躲了起来。我无地自容。我不敢见他们，尤其是吴老师。母亲生拉硬拽地将我推了出来。我出现在门口，所有的人都鼓起掌来。这掌声一下子让我释怀。我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我感到一只手轻轻朝我触来，是吴老师的手。我一边抹眼泪，一边顺从地跟着吴老师，走进同学们的队伍。

6

接下来，我跟着吴老师又上了一年学。从这年开始，教育部门将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这样，所有的学生都要将本年级自动延长半年。也就是说，我们在小学五年级一共待了一年半。

1977年秋天，我升到初中。因为扩大招生，公社初中容不下那么多学生，只好在我们小学设了附中，其实就是一个班。这年，高考制度已经恢复，我们村有好几位农家子弟凭借高考，跳出了农门。这让父母很是眼热，他们做梦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跳出农门，别再像他们一样在土里刨食。我的两个哥哥已经不可能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我。他们也清楚，如果我继续在这样的附中上学，是不可能考上高中的，也不可能考上大学。转年春天，我转到县城中学读书。

走的那天，我特意去跟吴老师道别。吴老师得知我到县城中学读书，很是激动。那天，他送我走了很远，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道别时，吴老师仍依依不舍地站在原地，看着我穿过那片黄灿灿的油菜花地。

原载《朔方》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