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改革风雨兼程，不仅打破体制藩篱、突破机制瓶颈，为民族复兴描绘美好政治愿景；而且强化人权保障、深化民主协商，为现代中国勾勒壮丽法治蓝图。非法证据排除见证着变迁，也书写了历史。从价值观念到执法理念，从裁判规范到司法垂范，公正在程序制裁中全面践行；从流程沿革到诉讼变革，从开庭仪式到庭审范式，法治在程序理性中照进现实。

　　一、从观念到理念，持续强化人权保障

　　非法证据排除由价值导向具象为制度规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伊始拨乱反正，基于对文革十年的深刻反思，党和国家正本清源，将尊重人权、反对肉刑内化于法。1979年刑事诉讼法明文严禁刑讯逼供，但却上无界定、中无规制、下无惩戒。加之“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传统模式积重难返，观念宣示难阻非法取证，冤假错案时有发生。1996年刑事诉讼法沿循旧制，法律规定粗疏、制度条文缺失，而且严打思维根深蒂固，意识觉醒终不抵权力洪流。“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相继案发。

　　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绝对排除言词证据、相对排除书证物证，初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程序制裁倒逼合法取证，形成严格执法鲜明理念。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总则，明确不得自证其罪，并设置排除程序、设定证明标准，正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证据审判置于定罪之前，释放程序优先强烈信号。但非法证据排除启动难、证明难、认定难、排除难问题接踵而来，“纸面上的法”难于转化，立法热忱一度遭受司法冷遇。

　　2013年《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扩大排除范围、细化排除标准，权力边界日渐清晰，制度螺栓越拧越紧。2017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界定重复自白、防范非法取证、健全同步监督，全面升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强化程序独立价值，确保权利救济；又强调程序独立标准，实现权力制约。将侦查关进法治笼子，为取证注入公正理念。2018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优化申请审查、激活庭前会议、规范当庭处理、剥夺程序违法所得，从根本上消除刑讯“动力源”。程序法定深入人心，人权至上外化于行。

　　二、从规范到垂范，渐进夯实公正根基

　　一路走来，非法证据排除不仅是“带齿的制度”，在规范司法中遏制恣意；而且是“持翼的理想”，于潜移默化里率先垂范。

　　排除对象，从“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相威胁”到“以非法拘禁等限制人身自由”，从“受该刑讯逼供影响作出重复性供述”到“其他非法方法”，非法取证的关口越把越严。郑祖文贪污案中，郑被告知供能取保、不供就抓其女儿女婿。法庭认为，以近亲属重大不利相威胁，可能导致剧烈痛苦，进而违背意志作出供述。因此排除本次口供。

　　层层压缩非法空间，程序价值不断凸显。既敦促侦查机关践行法治理念、强化底线意识，又倒逼办案单位早核查、早发现、早排除。从而树立正确导向，根本纠正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问题，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三、从沿革到变革，纵深推进证据裁判

　　非法证据排除将非法口供赶下神坛，从“剧烈疼痛”的“痛苦标准”到“违背意愿”的“自白任意性规则”，实现了证据采纳方式的华丽转身；也将野蛮司法屏蔽在外，从抽象禁止到具体排除，推进着证据审查模式的跨越式变革。如何确认非法取证、怎样排除刑讯质疑，立法在增强公诉机关证明责任的同时，更加提升对人民法院证据裁判的要求。

　　让思维更有序、使判断更合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正是不断完善正当程序、渐进确立程序本位的过程。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应当提供线索或材料，到刑诉解释简要综述二者外延，再到《规程》详实分述二者内涵：“初步证明”标准渐次清晰，争点研判进路逐步明朗，启动裁判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从“两个证据规定”明确言词证据审查内容，到《规程》指明电子数据（同步录音录像）判断方向；从刑诉解释列举物证排除应考因素，到《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汇总重复自白排除例外：合法性审查抓手不断凸显，法庭调查形式日益规范，排除裁判向更理性的方向推进。如郑建昌故意杀人案、王平受贿案，刑讯事实认定、取证合法判定均体现着程序法治下的司法智慧。

　　随排除非法证据这张法网步步收紧，大量“带病移送”的有罪供述因缺乏证据能力、不具准入资格而丧失证明力，冤错案件得以从源头防范、于审前杜绝。证据裁判在更高层次践行着公平正义。

　　四、从仪式到范式，不断彰显审判中心主义

　　非法证据排除直接否定证据资格、撼动证明根基，一旦启动，对诉讼全程无异于釜底抽薪影响巨大。但却长期罹陷辩方不能排、控方不愿排、法院不想排的尴尬境地，即使偶有运行，其形式意义也超越实质。“侦查中心”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蜕变成法律仪式，面临虚化危机。四十年演进，不仅催生更完备条款，而且孕化更先进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围绕取证司法审查，细化调查程序，以“证据出局”强化庭审刚性制约；完善争议处置，以“违法无效”倒逼侦查、起诉向审判看齐，从而在诉讼源头重塑司法权威。又充分肯定审前初查，积极发挥庭前会议功效，实现审前审中顺畅对接，确保庭审集中有效进行。同时，更加注重权益保障，主动降低申请门槛，规定书写困难可口头提出；明确规定先行调查，强调在合法性调查结束前不得宣读、质证。逐步消解“排除不能与不想”隐患，为程序辩护拓展更广阔空间。

　　如今，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已建立法治范式、竖起审判标杆，已然成为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牛鼻子”。其紧扣证据审查、严把准入关口，不仅彻底剥夺违宪侦查收益，引导办案单位提高执法文明化、规范化水平；更强化当庭审查处理研判，确保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此，真正让审判中心主义在树立规则意识、增强证据意识、强化程序意识中不断彰显。

　　改革没有完成时。非法证据排除破除“口供至上”思维、转变“打击犯罪”观念，永远在路上。还须涉险滩，然惟其艰难方显勇毅；仍要啃硬骨，然惟其磨砺始得玉成。未来，也许一程风雨，却定将一路阳光！

　　（作者单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