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渊源驳杂，因而零碎。开天辟地后构木为巢、钻木取火、推演八卦、炼石补天、遍尝百草……虚空中诞生的神祗们在蛮荒中各自倾情演绎着纷繁的创世纪。

所谓“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因为《尚书》的推广，伏羲、神农、黄帝成为“三皇”的官方版本。而初始候选名单则为伏羲、女娲、神农——上古大神中女议员的席位鼎立三足。后世中，女娲的地位却如价格曲线般围绕三皇的价值基准上下浮动，时而因生有圣德，母仪天下，在三皇之上；时而因伏羲、女娲既为兄妹又为夫妻，均为一家，在三皇之内；时而因父系社会，以男为尊，在三皇之下。

如果说化生万物是一种即兴创造的体味，炼石补天则是一种拯救再造的恩德。至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交战大败，“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天倾西北，地陷东南。”采集熔炼五彩石织补宇宙的破洞，需要的既是智慧又是灵巧；斩断龟脚立柱擎天，表现得既是果敢又是残酷。蛮荒岁月，即使是神也需要借生命向自然献礼，战争与灾难的平衡法则自始并将长期以鲜血作为菲薄的祭品，承载于厚重的鼎簋，弥散出阴森的芬芳。

功绩历来是地位的阶梯，历代帝王因而皆为开国元勋的自恃而头痛不已。所以诰命的身份并不应因家族关系的刻意回避而混沌模糊，也不能因男权林立而被肆意放逐。在崇尚推选的岁月里，落选是因失了公平、丢了信誉——危害公共安全的邪恶水神并未受到处罚，甚至连道义上的声讨也依稀寥落；只有无辜的巨龟被刖刑替罪，并被堂皇地掠夺了救赎者的荣誉，一任背上的仙山漂泊无踪，引得后世苦苦寻觅。浩渺天际的破损尚可弥息，对下位的小神竟当真施不得惩处吗？我相信共工的肢体更加坚硬有力，绝对支撑得起天地。于是乎，问题不在执行力的匮乏，而在利益的谋取：人首蛇身的女娲，离不开水源的母体，利害关系间的管辖脆弱无比，于是刑场舞弊，肇事逃逸。

至于神话小说《封神榜》杜撰纣王写诗意淫，在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先生的作品中被刻薄得天马行空——纣王示爱的厚礼是一双精美绝伦的珠履，被蛇尾的女娲误会成揭短羞辱。随后那众所周知的处理方式显得很不地道：正神的威仪需要依靠妖魅的蛊惑来维系，就算招摇着天道气数的幌子，也总有封疆大吏暗自接洽买通地痞混混的辛辣滋味。

神失了尊严的底线，神话就逐步产生龟裂的细纹。黄金时代的结束未必以丑陋开端，却一定以杀戮过渡：于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无头死尸敢于挑战天帝；连射九日，屠戮神子，不赦不宥；直至炎黄与蚩尤的鏖战，至多掺杂些饕餮般的怪兽，神祗悉数退位清场。多神的崇拜被抽象为独立的“天”，供奉于高阁，虽然依旧宰杀牛羊牺牲，履行着歃血的盟约，却剥离了实际的掌控。

神似乎懒得操劳了，不同的宗族却都试图体味曾经只属于天神的荣誉，氏族群起，万国并立，一座城池就是一个邦国。《淮南子》载“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初学记》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太平御览》记“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禹始也”……这些记录原始社会却已不是原始证据的史料，并未纷争出究竟是谁首创了城市，却在法律的起源上众口一词“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大刑用甲兵”、“兵狱同制”，不难推断，黄帝以来的军事征服与吞并掠夺，产生了最早的军法，即是最初的法律。

早期的军人正是平日部落里的成员，战时的军法稍加改造即可应用于日常秩序的维护管理。《汉书·胡建传》记载有《黄帝李法》的片段“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李”即“法官之号，总征伐刑戮之事”。可见不单最早的法兼有军法与刑罚的双重涵义，最初的法官、狱官也兼掌军事和司法两种职能。

征伐必然伴随杀戮，执法也相应血腥，荒蛮与蒙昧中，秩序需要由残害生命和肢体的震慑力囤积，《国语·鲁语》载“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具，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可以想象一名小小的氏族成员会如何因私吞一只野兔被活生生地剁掉手足，再拦腰斩断，《悲惨世界》中浸浴多年博爱精神的法国社会，也会因偷窃一块面包而判处冉·阿让遭受19年苦役，泛滥的肉刑并非耸听的危言。

禹那治水不利的父亲鲧只因治水无功便要被杀，而圣德的舜一般被认为是杀死鲧的决策者，法外的惩罚往往出于非理性，是一种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手段，刑罚的实施在此时并不需要过错的理由。

即使当真无暇的圣贤，也很难不对仇敌之子的执政心存芥蒂，于是功利的韩非断定禹是篡位。而我相信这段不愿为却不得不为的迷案就在禅让的构架此时必须经历短暂却真实的沿袭。“万国的联盟”毕竟不同于实质意义上的国家，疆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势均力敌的部族，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在并不广袤的范围内行使低成本的原始民主。

崇尚武力的部落拥戴勇猛的武士；崇尚技巧的部落拥戴灵巧的技师；崇尚智慧的部落拥戴聪明的巫师……而唯一能够融通其中的唯有高尚的品德。一旦这来之不易的圣德受到任何质疑，将意味着维系盟主的地位被撼动。但道德并不能遗传，所以尧的儿子丹朱无法服众；既成的秩序也并不能僭越，共主并没有足够的武装来平息纷争的杂音。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必须遵从公认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此时的共主不同于钟鸣鼎食的君王，形式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能够行使的特权。

禹显然要比虽然圣贤却肉眼凡胎的尧舜更有些来历：鲧死后怨愤无比，尸体三年不坏，禹由父亲的遗骸中化生为黄熊出世，最终接手共主的权柄。多年治水过程中，禹沽钓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誉，建立了治愈水患的功勋，更为重要的是在漫长的水利改造工程中打造了一支绝对服从、绝对效忠、绝对英勇的亲军。即使舜不按照禅让的制度传位于名声与实力都如日中天的禹，也不得不思忖那支随时可能“义愤”填膺的“禹家军”。相比于不名誉的妒贤倒不如知趣的让贤。

与道德不同，基因最具遗传的可能。禹生而不凡，治水中经常化为黄熊，扒挖岩石，禹的妻子因受此惊吓化为岩石，启就诞生于岩石之中，与后世神话中的孙悟空一样，注定扭转乾坤、惊天动地。

荡平九夷、划分九州、铸造九鼎的大禹在会稽山斩杀了防风氏，而罪名居然是迟到。迟到被扩大解释为蔑视甚至敌视，这样就从莫须有推断出反叛的必然。而此时的妄杀并未招致非议，相比管理官员、安排祭祀的尧舜，禹的权柄已经达到了核武器般的震慑效力，单极的强势很难耐住性子，等待三世而斩的禅让制度温文尔雅的不切实际，至于启杀伯益，并不见得是谋逆，不过是摄政官与二世祖的权力博弈，“家天下”最终撕开“公天下”扭捏的纱幔，私有者不再半遮颜面地弹奏晦涩的琵琶，光明正大地走上前台，中原地区始称华夏。这场父死子继开创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王朝，确立的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私有制正统化，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中国历史终于从神话时代迈入了半信史时代。

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等零星残记，似乎在政权的跌宕不安中烘托出新生王朝的统治经验欠缺，并 不稳固的私有化江山动辄易主，风雨飘摇。孔甲的先养龙后食龙（据说龙的原型是鳄鱼）已属于标准的玩物丧志，自比太阳的暴君桀似乎更乐于展示满盈的恶贯，如同非主流的设计师发布怪诞的时装秀。而桀的末代宠妃妹喜有一大著名罪状是“着男装”，想来妩媚的古美人以飒爽的英姿示人本也赏心悦目，所以现代时装设计大师圣罗兰才设计出“吸烟装”展现另类的时尚。不巧，服饰的概念在遥远的彼时正是阶级王朝的身份衍生物。既然迟到可以被歪曲为不敬甚至谋逆，那么王妃的公然颠倒服饰更加是在号召群殴这种多行不义。法律解释的理论原则和分析方法也只是直接照搬了尊敬的禹先生那先知般的授意，不过是一次遵循先例。

抱歉的是，这段千年的黄金时代确实找不到传说以外的任何实物证据，于是国际公认的中华文明大概为3500年，并不如我们所详熟的那般漫长。自三皇五帝算起的五千年更加侧重于自我宣传，而不是真实的历史。

所谓文明是有公认的标准的，即出现文字（不是象形符号）、青铜器、城市或国家。这样连夏代也就可能成为传说，也同样因为目前没有充分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根据，即使被公认为直接反映夏文化的河南二里头遗址迄今也没有挖掘出甲骨文。

虽然，不时会有一些考古学家宣称自己又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推进了多少年，但这种研究动机不得不让人对研究结果质疑——历史的年表上，五帝每个在位都达一个世纪，即使我们天真地忽略常识，执拗地相信存在连续五个平均寿命超过百岁的远古帝王执政的概率，勉强凑出打了折扣的五千年，却已将概念偷换为人类文明。

造字的仓颉，使得“天雨粟，鬼夜哭”，连却个像样的证人也没有，出土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相象文字，但年代都没有达到夏代的纪元标准。龟板毕竟不同于时间也惧怕的金字塔，可以巍然不动地守候七千年，想必是刖足的老龟精湛的报复。

好在第二个衡量指标——青铜器时有出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字史料的匮乏，古人认为凝重肃穆的青铜器极其牢固，铸刻其上的铭文可以流传不朽，而中国青铜器的核心时期叫做商，一个确有文字可考、无需补充证明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