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当。”几声敲门声过后，便传来熟悉的声音：“拿图章，领汇款。”话音未落，我急急忙忙跑进堂屋从母亲的梳妆盒里取出母亲的图章，交给他，他取出印泥盒，在里面轻按几下，不一会的功夫，母亲的印章便重重地印在一个小本子上，他又拿出20元钱，递给站在我身后的母亲，说：“数好，数好。”然后拍拍我的头说：“跟叔叔说再见。”“再见，叔叔。”

这是我小时候每月月底都会出现的一幕。

父亲在南方服役，每月如期把款汇来，而作为公社邮递员的姜叔叔，总是把汇款兑换成现金，准时送到我家。

姜叔叔30岁上下，下乡知青，讲一口纯正的天津话，和我们当地人讲话差异很大。他的脸很白净，络腮胡子很长时间刮一次，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些。他在城里长大，人又文气，加上一副老相，乡亲们都呼他老姜。而我们这些孩子们自然要呼他为姜叔叔了。他常穿着洗得发白的绿色制服，脚上穿的球鞋也是绿的。

公社离我们村有8里地，每天上午10点多钟，他都要把报纸和信件送到大队部，而汇款和邮包都要亲自交到收件人手里。乡亲们对他都很熟，加上他为人谦逊，见到他时都愿和他多聊聊。凡是遇上不识字的人烦他写信，他就拿出纸笔替人代写。有人到市里不熟悉路，进市前总找他问个究竟。他每月都给我家送汇款，很自然地和我们全家上上下下混的很熟。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送完汇款后对我说：“会写信了么？”

“课堂上学过，没写过。”

“你爸上个月回家探亲回了部队，干嘛不写信问候问候？”

“我不敢写。”

“那怕嘛，明儿写完了给我看看。”

身边，我奶奶也帮腔：“都这么大了，也该学着写信了。”

那天晚上，我试着写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封信：

爸爸，您好！

您上个月从家回部队时，天气很冷，您没冻着吧，家里人都很惦念您。

祝好！

                                                                           儿：永军

信就这么短，写完，看都没看装进信封，把口封好，心突突直跳。

转天，我把信交给姜叔叔，他看了看信封对我说：“哎，怎么给封上了，让我看看里面写的嘛呀……”他没说完，我早跑开了。

那年夏天，父亲回家探亲，和我说起那封信，说我把“没冻着吧”写成“没冰着吧”，父亲怪我太粗心。

父亲回家探亲，提前一个月总要写信给叔伯，让他们代订一个月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

姜叔叔和我家熟了，两份报纸每天直接送到父亲手里，而后，更喜欢和父亲聊天。有时，他把报纸交给父亲说：“您先看着，我把邮件送到邻村，二十分钟后咱俩好好聊聊。”他走后，父亲沏上一壶从南方捎来的好茶，把小方桌搬到树荫下，扇着蒲扇慢慢等。

父亲的经历，很少和家里人讲，但对姜叔叔却打心里喜欢。树荫下，他们边喝茶边聊天，当姜叔叔听到父亲讲个人经历或在外面所见所闻后，嘴里常发出一些感叹词：“好家伙！”“嘿，真棒！”……随着感叹词的发出，脸上的表情也时而紧张，时而放松，时而一副天真的样子。

1978年，我到公社中学上初中，学校离邮电局很近，两间不大的门脸，后院是两间宿舍，其中一间是姜叔叔的，宿舍摆设很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张木桌，大立柜显得很旧了，那一年全国恢复高考，除了投递邮件外，他都在紧张地复习。有一回，我去他那里，看到桌子上摆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个女子的照片，眼睛大大的，很好看。我问他照片中的人是谁？他连忙把镜框夹进身边的书堆里，脸也绯红起来，其实我心里早明白，那女子该是他的女朋友了。

那年年底，父亲转业，我们全家搬到市郊。三年后，我回故乡时，专程到邮电局去看他，他的同事说，他已在1980年返回城里了，不过，还干邮递员工作。

多年过去，如今他是否还在做投递员工作？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该是穿街走巷的邮递员了。可是，在我心中，挥不去的，依然是那位身着绿制服骑绿色自行车的姜叔叔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