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夏，为躲避战乱，我就读的沈阳医学院即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迁往北平（北京旧称）北京大学红场后面的沙滩椅子胡同的一个旧王府内。8月初的一天，我同屋的同学李秉厚（李正，地下共产党员），找到我说有一个叫“中国青年进步同盟”的组织不错，他想邀我一起参加，问我是否同意。我一听到“同盟”两个字，就立刻想到当时政坛上的许多民主党派。这些民主党派打着既不倾向国民党也不倾向共产党的旗号，在当时乱轰轰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当时我对这些组织不感兴趣，甚至有些瞧不起。所以我向李秉厚表明我的立场：如果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我坚决参加；如果是某个民主党派领导的组织，我不参加。他听我说完，犹豫了一会儿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民主青年进步同盟由谁领导，他得回去问问。过了几天，他把我领到沙滩东河沿东边的中法大学操场的偏僻无人处，告诉我中国青年进步同盟是由CP领导的CY，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当即表示同意参加，他要我写一个申请并起一个组织名字。我很快按照他的要求写了申请并起了一个组织名字。从此，我由从前的姓名侯恬改成穆谟，并一直沿用至今。

参加革命后，我按照李正同志的指示，用同样的方法发展了我们的同班好友杨伯鸿（路石）入团。从此，我们3个人采取单线联系、在距学校不远的北海等地用夜间租游船等方式，远离人群开会或传达任务，开展秘密的革命工作，准备迎接全国的解放。

1948年11月的一天午夜0点，李正悄悄告诉我，我参加革命前曾担任沈医（北平部分）学生自治会主席时的进步活动已被国民党发觉，被列入黑名单，有可能被捕，所以得立刻撤退，明天必须离开北平，并要我立刻通知路石。当时路石住在我们学校外面的一处宿舍，在王府井大街南口东边的高地上的原国民党民航大楼里。由于时间已过午夜，我决定天亮即去通知路石。看到电灯下自己满屋的书籍和其他用品，不得不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做好接下来这十几个小时的安排。

清晨5点多，我雇了辆三轮车赶往王府井路石的宿舍，匆忙叫醒路石，告诉他今天必须离开北平，下午在前门火车站附近的范垂璧同学家集合。要他赶紧做好准备，按时到达集合地点。（解放后范垂璧同志任天津市儿童医院眼科大夫、河北区政协委员）。

从王府井返回后，我即刻紧张地进行撤离北平的准备。我在沈医近三年学习的一大堆书籍中，有几本极为珍贵。如：一套四本的德国原版彩色精装人体解剖图谱、一本英文的DORLAND医学辞典和“GREEN’S  ANATOING”（格林解剖学），实在舍不得扔掉。为了保密，又不能送给本校同学。想来想去，只好送给不远处住在北大西斋宿舍的四川自贡市蜀光中学我的低年级同学、正在北大医学上预科的王亚辉。（解放后，王亚辉成为我国著名的生命医学专家。）

当天下午三点，我与李正同志在中法大学门口汇合，一同来到范垂璧同志家。这时路石同志才知道李正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为了保密，只告诉范垂璧我们要回沈阳。实际上，我们是当天乘火车到天津，而且组织上已为我们准备好了假身份证。第三天，我们由天津分别上火车并被告知在车上绝不许与任何人打招呼。车到唐官屯经过国民党的哨卡，进入所谓的“三不管”地区，到达组织上事先告诉我们的“沧县文教局”（实际上是华北局城工部设立的一个接待站）报到。我们这批天津地下党团员大学生，被集中在泊头，分组学习城市接收政策，对外称是“建设公司”职工。我这个小组一共6个人，住在姜家桥村，组长是王仁，副组长是江海，他们都是北京大学学生。王仁是广东人，进城不久因工作需要南下广东。江海接收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小组第三个同志是北大同学陈砾（解放后在《天津日报》当编辑），他是国民党政府要员陈布雷的儿子，陈布雷自杀后，他以“奔丧”为名到了泊头。第四个同志是北师大的冯宝典，听说他后来去了吉林省当了黄火青的秘书。第五个同志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肖扬，她后来进入《天津日报》社，成为当时有名的女记者。我跟随王笑一同志接管国民党天津市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于1949年3月即服从组织需要改行任天津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同时兼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军法官。

从此，我们这批地下党团员大学生都成了平津解放后的工作骨干，满怀豪情地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大道。

作者简介：穆谟，1926年4月生，1948年8月参加革命，1990年3月离休，原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处级审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