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正值16岁的我应征参军入伍。新兵集训结束，我被分配到海军南海舰队某观通大队，任大队部通讯员。佩带的武器是一支精致的五四手枪，别提多神气了。大队首长外出都喜欢带上我，就像战争年代首长身边的警卫员。同年当兵的战友中，我是第一个入团的。大家都说我命好，“近水楼台”沾了大光了。

我所在的部队驻守在海防最前沿的万山群岛，毗邻香港澳门，东指台湾。每天都有外国（尤其是美国）舰船从我们鼻子底下通过，进出香港。北方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南边的战备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台湾敌特也趁机蠢蠢欲动，对部队进行骚扰，几乎每天都有敌情出现。最常见的就是一到深夜，就发现山沟里升起信号弹，驻地陆军守备区司令部命令我们派出人员随大部队搜山，一直搜到天亮，却连个人影也没见到。后来才发现敌特是使用定时器发射信号弹的，难怪搜不到人。识破敌特狡猾伎俩后，夜间再发现打信号弹，我们不予理睬，只是加强警戒和监视罢了。

毛主席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部队立即进入空前紧张的一级战备状态，敌情通报一个接着一个，好像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一天，大队首长把我叫到身边，问我打起仗来怕不怕，我说不怕。首长拍拍我肩膀说：“好样的，你只要不怕，子弹、炮弹就打不着你。我们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到时跟着我就行。”那次谈话既和蔼又严肃，最后问我想不想入党。我说我刚17岁，行吗？首长说特殊时期可以破例。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干脆爬起来，一鼓作气，写了入党申请书。这是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很可能至今还保留在我的个人档案里。详细内容实在回忆不起来了，大概内容仍记忆如新。申请书写得很简单，除了含有当年浓厚的政治色彩外，还有点儿像现在一些电影、电视剧描写战争年代解放军战士在战斗中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情景。通篇是请党考验自己，坚决完成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郑重其事地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我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了大队首长。不久，组织委派给养员王晶和一位参谋（姓名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山东人）作为我的专职培养人。从那天起，我就学着身边党员的样子，以他们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样样工作抢在前面，时常受到首长表扬和同志们的夸赞。

临战的气氛越来越浓，持续很长时间，我们一天24小时枪不离身，晚上睡觉都不能脱衣服。我的身上除了那支手枪，还增加了一支冲锋枪。那时我满脑子只想着“打仗、打仗”，其他什么也不想，连给家里写信也全然忘在脑后。一天收到爸爸的信，问我为什么一个多月没有给家里写信，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回信直言不讳告诉家里要打仗了。现在想起来，爸爸妈妈收到那封信，不知为我多担心呢。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我们都剃了小平头，整天进行军事演练，紧急集合成了家常便饭。印象最深的是一日三餐，每餐饭的时间只给五分钟。也就是说，从进食堂到出食堂，必须在五分钟内完成。我们没有手表，全凭值班员的哨声，哨声一响跑进食堂，哨声再一响不管是否吃饱，就得跑出食堂。

防空袭演习是驻地陆军守备区直接指挥的由驻地陆军、海军、空军部队参加的大规模演习。要求我们在空袭警报拉响后，以最快速度进入各自指定防空坑道。频繁的演练使我很快熟悉了我们大队的几个坑道位置、周边环境，每次演习我都能准确地指引首长到达指挥位置。首长下达的作战指令，我都能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所属部队。大家都夸我是小机灵鬼。

有一天晚上，又是防空演习，我突然感觉眼睛有点儿不好受，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演习结束回到房间，又一切正常了。几天后，一到晚上外出，眼睛什么也看不清，就像瞎了一样，而白天又跟正常人一样。这下我可慌神了，正是较劲的时候，演习、训练大都在晚上进行，眼睛坏了怎么行呢？我没敢声张，偷偷跑到陆军卫生队询诊。医生说我得了夜盲症，得住院治疗。我恳求医生，千万别把病情告诉我们首长。我好说歹说，医生终于答应我的恳求，给我一大瓶鱼肝油和一些维生素，反复嘱咐我晚上尽量别外出，不然会出危险的。

我不可能按医生要求做的，心想，治好夜盲症得有一段时间，如果仗明天就打起来，我该怎么办？我暗暗给自己制定一个应急方案：一方面按时吃药，希望尽快治愈；一方面充分利用白天时间，模拟夜间把自己当成瞎子训练。蒙起眼睛练习拆卸枪支，以响声作为目标练习射击等等。最难的是蒙着眼睛，从大队部快速跑进防空坑道。平时这条最熟悉不过的道路，蒙起眼睛走，却是另一种陌生感觉。我蒙着眼睛，一遍一遍地练习，关键地段要准确量好步数。练习中一不小心就摔跤，腿被路边灌木刺条划出道道口子，我咬紧牙关强忍着。经过几天的磨练，行走的速度越来越快，方向越来越准。要知道这样的训练，都是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偷偷进行的，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儿不可思议。

一天夜间，防空警报又响了。夜幕下我虽然睁着双眼，实际和盲人没什么两样，紧跟大队首长迅速进入坑道指挥位置。身边的人没有看出一点破绽，我成功了，禁不住流出眼泪。激动的表情被大队首长发现，问我怎么了，我说眼睛被风吹得流泪，没事。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夜盲症状逐渐消失。大队首长知道了原委后，批评我没有如实报告。随着战备形势逐渐缓解，仗最终没有打起来。上级要求我们对前一段战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大队还召开了总结表彰会，会上我受到嘉奖表扬。年底我被评为“五好战士”，部队还把喜报寄到家里。

一天，给养员王晶找我谈话，说大队党委开会，同意发展我入党，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憋了好一阵才说：“我真的想入党，但又觉得离党员的标准有差距，再说我还不到18周岁，要不请组织再考验一段时间。”党组织采纳了我的意见，决定待我年满18岁再履行入党手续。

不久，我被调到上级机关帮助工作，由于是临时借用，作为入党培养对象的有关材料不能随人转来。此时原来的大队首长被调任新的岗位，负责培养我的王晶退伍，另一位参谋转业回地方工作。我在机关完成临时任务后，又调回到观通站当了油机发电兵，入党的事也随着这些变化耽搁下来。

1971年初，我又被调到上级机关工作，这次组织关系也转到机关。对我的组织培养考察衔接上了，经过半年多考察，9月7日党组织正式接纳我入党。那时没有预备期，从党组织通过的那天起，我就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了。在我的记忆中，至今为止一共有两次失眠。一次是第一次探家启程的前一天夜里，另一次就是1971年9月7日入党的那天夜里，我整夜未眠。

细想起来，我从提出入党申请，到正式入党，经历了2年多时间。其间，取得进步受到表扬时，我没有骄傲，没有沾沾自喜；经历坎坷不顺时，我没有消沉，没有气馁。那段时期，是我人生第一个政治成熟期。今年3月底，我们战友在广州大聚会，我的入党介绍人冯兆勇没有来，得知他已病逝多年了，我心里痛楚很长时间，难以摆脱。至今我仍然十分怀念那个美好的时期，忘不了那些曾经帮助过我进步、指引我走向政治成熟道路的部队首长和战友。

作者简介：郭红，1952年2月生，1969年2月参加工作，2001年7月退休，原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