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快老了，常爱怀旧。闲暇之余，年代久远、亲历亲为的法院往事，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我想，如果能打开天津法院历史长卷中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页，或许能让大家记住天津法院的昨天，从而，更加珍惜天津法院的今天，迎接天津法院的明天。

1974年5月，我从部队退伍后，分配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当我走进它的所在地——位于天津发祥地的“老城厢”的南马路182号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进入锈迹斑斑、足有四米多宽两人多高的褐色铁门后，面对的是日伪时期建造的天津伪法院的灰色主楼。墙皮有些泛碱和脱落的主楼呈F型。F的一竖部分，与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南马路平行相对。主楼的主体两层、局部三层（第三层只有三间办公室）。站在法院的大门口迎面看去，像是一个耸立的“凸”字。高耸的足有两三人高的灰色围墙上零乱地挂着几圈铁丝网，把灰色的主楼围得严严实实，给这座建筑抹上一层威严与神秘。围墙下依偎着一圈低矮的像是地震时期的“临建房”。这便是法院的传达室、接待室、法警室、印刷室、档案室、审判法庭，以及职工宿舍、婴儿哺乳室、澡堂。

在座北朝南的主楼正门前，是有两个篮球场大小的空间，中间被法院大门与主楼大门相对的用水泥铺就的走道分开。走道的东侧，歪立着一个在风雨中摇曳的篮球架，它与一张断了两条腿又被接好的乒乓球台，成为法院干警最奢侈的运动器械。每到课间操时间，篮球架下、乒乓球台旁，围满了干警。球的撞击声、开怀的笑声、着急的叫声、带着倾向性的“加油”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使法院大院荡漾着青春的活力。走道的西侧，由稀疏的竹竿和葡萄藤搭起的凉棚，显得杂乱无章，里面堆满了干警的自行车。一场雨后，车架车座上粘满残枝、落叶、水珠。

主楼后由“F”的上两横构成的“凹”字处，堆满了足有一层楼高的煤堆，供四季做饭和冬季取暖。晴天，空气中弥漫着黑色的粉尘，须紧闭办公室绿色漆皮剥落的木质窗户；雨天，黑色的煤汤四溢，形成条条细小的径流挡住去处，须深一脚浅一脚、蹦蹦跳跳的躲避。煤堆的北面，横躺着一座宽大低矮、像是工厂“大车间”的建筑，进去之后，两侧各有六间房屋。冰冷的铁栅拉门、硕大的铁锁告诉我们，这就是羁押犯人的“待质所”。在没有羁押犯人时，它就成为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的“冲洗地”和“修理厂”。不知怎的，这里的共鸣声很大。一次，我修车的把手落地，顿时，一曲金属乐声响起，把我吓了一跳。潮湿、阴森、寂静、恐怖，是“待质所”留给我的印象。所幸的是，在它的东侧围墙外，不时传来小学生朗朗的读书声，给死寂的“待质所”平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高级法院的交通通信设施非常落后。一辆“胡素”、一辆“华沙”、三辆“212”吉普；两辆三轮“跨子”、三辆二轮“幸福”，是法院交通设施的全部家底。直到1980年，我与马书方（现为天津海事法院院长）到上海为宋鑫春（后为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长）入党政审时，才顺便“提”回一辆“上海”牌轿车。这是当年法院最值钱的家当。当时，如果能座上法警开的“跨子”在外面兜兜风，真有些许自豪和不尽的惬意。为了能坐上他的“跨子”过过瘾，我抽的“墨菊”，每天都得给他“贡”上两根。至于审判工作中的调查取证和日常工作中的调研、开会，就只能骑自行车了。记得，有一次我和政研科的孙宝兴科长（后为河北区检察院检察长）、赵儒基副科长（后为市司法局局长）到南郊区（今为津南区）法院调研时，三辆自行车骑到咸水沽后，坏了两辆。关键时刻“掉链子”，弄得好不狼狈。作为对外联系的唯一通信工具的电话，少得可怜，每个庭处级部门只配备一部，而且设在庭处长办公室。我负责全市法院的信息工作，有幸分到一部电话，把我高兴坏了。我为此成了大家的“宝”。因为，谁要因私打电话，还要“求”我。当然，我也成了大家的“通讯员”，每天上上下下找人接电话，没把我烦死。还是接电话的人说得对：“谁让你整天守着会说话的‘宝贝疙瘩’偷着乐，你就跑跑腿吧”。

法院的工作与生活条件非常清苦。我到法院工作时，每月工资40.5元，攒了好几个月才“走后门”买了一辆大链盒的“红旗”牌自行车，没把与我同来法院工作的王祥（后为二中院刑庭审判员）羡慕死。我们这些新到法院工作的年轻人，各个争强好胜，特爱“呛火”，其“标的”不过是盒两毛多钱的香烟甚或是几支香烟。如果是请一顿“狗不理包子”或“白记饺子”，那就是相当大的“赌注”了，尽管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谁也不敢轻易“下注”。我当时与常晓明（后为二中院副院长）讲：“我要是每月能挣100块钱，每天能抽一颗大雪茄、喝一瓶啤酒、吃一根香肠，我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他白了我一眼，扔出一句话：“美死你，别做梦了”。至于办公条件，也比较艰苦。每天上班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打开水。拎着水壶走到主楼外的锅炉房排队打水，由于人多，一等就是七八分钟。那时的锅炉总不“蒸汽”，经常“罢工”，只好带着水票来回走半个多小时，到天津解放前有名的“三不管”之一的“南市”水房打水。那个时候，人们吃的喝的不是现在的“滦河水”，而是海水反灌的海河水，苦、涩、咸、腥。法院大门内的西侧，有一口“压把”的地下井，压出来的水，比现在的矿泉水还清凉甘甜，连我这个喝口自来水也闹肚子的人，喝下一瓶井水都毫无反应。于是乎，干警下班后拿着“四斤装”的酱油瓶、啤酒瓶（那时很少有塑料瓶），兴致勃勃地灌上几瓶，好与家人共享。法院的办公桌椅十分紧张，“一头沉”的写字台，是庭处长和审判员的待遇。至于书柜和大衣柜，连想都不敢想。因为，只有陈阜院长才有，副院长也只有书柜。我1975年到政研科工作时，与刘林山（后为法制日报驻津记者）共用一张办公桌。直到1978年才分到一张“三屉桌”。来法院工作四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桌，那高兴劲就别提了。每年夏天是最难熬的。烈日骄阳把地面烤得滚烫，热浪袭进屋内，把一天工作的好心情都给“蒸发”了。只有院长等几间房子有木制的电动吊扇，因安装的年代久远，转动起来嘎嘎作响，摇摇欲坠，无精打采地搅动着循环的热风。这时，大蒲扇、老头衫、大裤衩、湿毛巾、洗脸盆派上了用场，成为我们消暑纳凉的最佳装备。如果那个房间没有女同志，能穿上背心工作，那就是一种享受。

尽管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但全院干警总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头。加班加点地工作是常态，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什么加班费、误餐费，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任何人加班都是“自带干粮自带被，三口馒头一口水”。就连1976年地震后，在法院前院葡萄架下搭建的临时办公室，也是由干警你拿一块塑料布、我拿一块油毡、他拿一条绳子，七拼八凑建成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干警编的一首“打油诗”：“塑料棚内听雷声，脚踩泥巴来办公，信手摘粒紫葡萄，雨水冲净放口中”。当时，以苦为荣的乐观主义精神可见一斑。

“无巧不成书”。高级法院的门牌号是182号，我在1974年5月到法院工作时的工作证号也是182号。当时市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共有182人。当时，高、中级法院对外挂“两块牌子”，对内是“一套人马”。院长是陈阜，副院长有常英、王绍敏、刘士周（以上均为军管干部）、郝双禄、张墨义（文革前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高连瑞、范青典（文革前的副市长）。还有高度近视的老红军杨春华。

法院的内设机构很少。高院为办公室、政治处、刑庭、民庭。中院只有刑一庭、刑二庭、民庭、农村庭（负责审理四郊五县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现在高院的研究室、司法行政处、法警总队，都是当时办公室的内设科级单位，为政研科、行政科、法警队。在1976年地震时期，我记得高院办公室主任是李同振（后为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政治处主任宋树涛（后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民庭庭长范萍、刑庭庭长赵华峰。中院民庭庭长余萍、刑一庭庭长付金英、刑二庭庭长薛书尧、农村庭庭长梁仲民。他们朴实、忠厚、正直的老红军老八路风范，至今都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久久挥之不去；他们称呼我“小丁”的和蔼可亲的声音，至今都常常萦绕在我的耳畔，使我久久不能忘怀。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些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拓荒者”和为人师表的老前辈。

我来法院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但“文革”味仍很浓。上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写大字报，今天批“走资派”、明天批“右倾翻案风”、后天“批林批孔”，整天瞎折腾。楼道内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到处充斥着浆糊的馊味、墨水的臭味和人际关系的紧张味。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人人自身难保。大字报中折射出的猜疑、嫉妒、讽刺、挖苦、无限上纲乃至人身攻击，造成严重影响，直到“文革”结束后很久，都没能消除。政治学习摆上了突出位置。每天下班后，都有一小时的政治学习时间，读读报纸，学学文件。谁要请假，可是不小的政治上的“罪过”。如果晚上有急事，干脆就请下午假，因为他巧妙地规避了不参加政治学习的政治态度问题。“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全院大会经常召开。一次，一个老干部在主席台上作“狠批私心一闪念”的发言，突然，人不见了！他去那了呢？搬开发言台一看，这位老干部跪在地上，正在向挂着的毛主席像磕头。一面磕头，一面打自己的嘴巴，还一面嘟囔着：“我该死，我向毛主席请罪”。看到此景，我真忍不住想乐。看看全场，一片肃静，我赶紧拧了拧自己的大腿，把想乐的念头硬是憋了回去。再环顾左右，拧大腿、捂嘴巴的人还真不少。要知道，在这个“严肃”的政治场合，谁要是蹦不住乐出声来，谁就会被你平日关系不错、现在“立马”与你划清界限而“翻脸不认人”的“亲密同志”，押上主席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这种连“笑”都要看场合的“红色恐怖”，现在回想起来还毛骨悚然。

在这一时期，审判工作也深深打上“文革”的烙印。从刑事犯罪的罪名看，有很深的政治色彩，把普通的刑事犯罪案件政治化。诸如“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盗窃罪”、“反革命强奸罪”等等。判处死刑的程序因为无法可依，也不像今天这样严格。首先，将犯罪人的犯罪事实写成罪状，每人不超过150字。我当时也是写罪状的“专业户”，像“铁证如山”、“供认不讳”、“罪大恶极”、“为非作歹”、“屡教不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造孽一方”、“民怨鼎沸”、“民愤极大”、“怙恶不悛”等“专用词汇”，信手拿来，跃然纸上。其次，将写好的罪状，编成“告全市革命群众公开信”，送天津日报印刷厂，印制2万份，下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学校，征求意见。第三，汇集群众意见，依据案件事实和社会危害性程度，根据毛主席“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最高指示”精神，确定是否判处死刑。

1987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迁到鞍山西道312号，南马路182号为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在地。1988年5月，因工作调动，我离开了南马路182号，来到鞍山西道312号工作。1995年12月29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分为二，南马路182号为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所在地。

1999年，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在原址拆掉老建筑，新建审判办公综合大楼。听说要拆掉老建筑，我心头袭进一种莫名的感受，它像一种巨大的力量，驱使我必须为它做点什么，——再看一眼南马路182号。这可能是一种怀旧、一种依恋、一种缅怀传统、一种历史寻踪。我带上相机，坐车来到南马路182号。但是，当我到了南马路182号，看到巨大的铲车在轰鸣着，看到那曾经十分熟悉的建筑被拆得残垣断壁、面目全非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勇气下车拍照了。

原谅我吧，南马路182号，我多么思念您，但最终还是晚来一步；原谅我吧，南马路182号，我没有在您最后一刻，把您的身姿收进我的相机。多少有些遗憾、伤感、愧疚。我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曾经哺育了我、培养了我、锻炼了我的地方。再见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南马路182号，您的形象，您的一枝一叶、一砖一瓦、一门一窗，都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如今，您已成为一座高大挺拔、宏伟壮观、中西合璧的原南马路182号（现为188号）的基石，成为已经合上的天津法院厚重的历史长卷的一页，成为不朽，成为永恒。

作者简介：丁建津，1950年5月生，1968年2月参加工作，2010年11月退休，原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