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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头人(小说)…………………作者:祖先海
作者:祖先海  发布时间:2022-08-12 10:32:21 打印 字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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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老家那一带人,书呆子不叫书呆子,叫鹅头人。这大概是仿生学的一次无意识应用吧。因为鹅相对于鸭鸡等家禽来说,确实呆笨些,人到跟前它都不知道躲闪,这跟书呆子相像。所以,我们老家那一带人,就很形象地叫书呆子为鹅头人。当然,谁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这样叫。这样叫,对识字先生不尊重。我们老家那一带人,还是尊重知识的,尤其对识字先生非常敬重。敬重的标志,就是从不当面说识字先生呆蠢。如果因为什么事,不幸地和他瓜葛上了,而浅显的道理到他那儿又掰扯不清,这个时候,我们老家那一带人不会口无遮拦地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呆蠢;而是说,你这人怎么这么鹅头。别看少一个人字,但意思不一样,鹅头人就是骂他呆蠢,而鹅头是说他算不开账,当然也有蠢的意思,但不明显,一般人是能接受的。

小时候,我们老家那一带,就有一对这样的鹅头人。他们是父子,姓吴。吴父是私塾老先生,一肚子之乎者也。老先生在我们那一带非常有名,因为他干过两桩非常有名的事情:一桩是给县长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不知道是啥,但县长接信后专门登门拜访了他。不是因为他提了什么建设性意见,而是他写给县长的信非常有文采,通篇都是四字诗句,洋洋洒洒好几篇。县长也非常有文采,所以惺惺相惜,放下政务,专门拜访他。据说,在他的茅草屋里,他和县长相向而坐,彻夜对诗到天明。这件事让他名噪乡野,成了我们那一带非常有学问的人。另一桩非常有名的事儿,是和他儿子砌鸡笼,也就是北方人说的鸡舍。按说这件事不可能引起轰动,但老先生硬是把这件小事做轰动了。

大家知道,砌鸡笼在农村就不叫个事儿,是个人都能干,不需要瓦工常识,找些土坯和点泥,再找几根树枝,三下五除二就砌好了。可是老先生不这么做,老先生像盖房子那样先设计图纸,这本身就很好笑。因为农民盖房子都不用图纸,说盖就盖,他却砌个鸡笼还要设计图纸,想一想就觉得好笑。图纸设计好了以后,老先生拿给儿子看。他们父子俩都擅长画画。儿子端详了半天父亲画的鸡笼,不太称心,就改了几笔,老先生也没说什么。于是,父子俩就按照图纸砌鸡笼。哪知道砌好后,半夜里鸡笼倒了,把鸡砸死了。第二天早上,老先生站在倒塌的鸡笼旁,像吟诵古诗那样埋怨起儿子来:叫你别改你非要改,呜呼哀哉,这下好了,把鸡砸死了。声音像唱歌一样,尾音拖得老长。于是,这事就在乡下传开了。大伙传的,不是鸡笼倒了把鸡砸死了,而是他们父子砌个鸡笼还要设计图纸!每每说到这件事时,那些大字识不了几个的乡亲们都嘿嘿一笑说,这父子俩,真鹅头。然后就忍俊不禁地笑起来,笑点低的人甚至都能笑岔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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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鹅头我没有见过,或者说见过,但是没有印象。因为在我四五岁那年,老鹅头就去世了。关于他的段子,我都是听乡亲们在茶余饭后说的。小鹅头大名叫吴圩,我和他很熟悉,他是我的小学老师。在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我们小学校有一个吴老师。吴老师是外村人,离我们村大约有十来里地。离得远,乡下又不通公交车,而南方多是水网田,窄窄的田埂也无法骑自行车。当然,他也没有自行车,有他也不会骑。所以为了方便,他平时就吃住在学校,只有到了星期天他才回家。吴老师和他父亲一样,肚子里也装了不少之乎者也,大概是装多了,茬住了,日常生活中就显得鹅头。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你就知道他有多鹅头。比如淘米做饭放多少水,这个连没上过学的女孩都会做的事,他却掌握不好。不过,他有他的办法。别人替他放一回水后,他用尺子量,然后刻个记号,下次放水时就以这个记号为准。但他认死理,每回都和这个刻度较劲,不能多,也不能少。可他手头又没那么准,不是多了就是不够。这样反反复复,别人几秒钟搞定的事,他要半个小时才能搞定。好在他一个人饭做一个人吃,没有人跟他计较。再有,吴老师不认路。每次回家,他就认准一条路。换一条路,他就找不到家。有一次发大水,他每次回家必经的那条小河过不去。在河边放牛的叶大爷告诉他说,上游一里地的地方有一座桥,让他从那儿过。于是,他就按照叶大爷的指点往上游走,边走边记步数。一里等于五百米,这他清楚。他的步幅七十厘米一步,这他也清楚。可是数到七百五十步时,他并没有发现叶大爷说的那座桥。于是,他认为叶大爷诓他,就回来了。叶大爷见他回来了,就问他怎么回来了?这不问不要紧,一问,吴老师气鼓鼓地说叶大爷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说谎骗人呢?叶大爷一听这话很胀肠子,心想我连三岁小孩都没骗过,怎么说我骗你呢?但叶大爷知道他鹅头,没跟他计较。叶大爷对吴老师说,我带你去。找到那座桥后,吴老师不但不感谢叶大爷,反而和叶大爷矫情,说叶大爷说得不对,不止一里地,比一里半还多。叶大爷没跟他矫情,说,你过去吧。叶大爷不知道他不认路,也没管他过去以后怎么走。吴老师也没问叶大爷,过桥以后怎么走,他觉得自己心里有底。因为他在河这边走了一千一百一十二步,找到了这座桥。按照平行原理,过河后再在对岸走一千一百一十二步,就能找到回家的那条路。于是,他一边走一边默数。可是,数到一千一百一十二步时,眼前是一片陌生的地。他慌神了,不知道怎么走了。这时候,正好是正午,整个田畈没有一个人。可怜的吴老师就像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狗一样,在田畈里转圈。转了大约两个多小时,村人睡完午觉醒来后,发现这人还在田畈里转圈,以为这人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有好占便宜的村人装作拾狗粪的样子,来到田畈。走近一瞧,是吴老师,就问:吴老师你什么东西丢了?吴老师说,我没丢东西。村人说,你没丢东西,你在找什么?吴老师说,我在找回家的路。村人知道他迷路了。村人知道吴老师是哪里人,对他说,你再往前走几条田埂,就找到了你回家的那条路。吴老师觉得不可思议,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嘀咕说,我明明在河那边数了一千一百一十二步,怎么到了河这边就不止这个数呢?

这就是吴老师。别看吴老师生活中是个鹅头人,我们那一带人谁都承认他学问大。要不,他怎么鹅头呢!书读多的人,容易鹅头。反过来,正因为他鹅头,所以学问大。我们那一带农村人,就是这么运用辩证法的。因为吴老师学问比别的老师大,在我们小学校,他年年都带五年级毕业班。因为五年级语文课本中有好多生僻字,其他老师不认识,吴老师认识。在我们眼里,吴老师就没有不认识的字。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遇到不认识的字,都要问吴老师。如果别的老师读的音和吴老师读的音不一样,我们肯定认为是别的老师读错了,因为吴老师是标准答案。吴老师不但学问大,教课也特别认真,尤其是对待学生作文,那真是有耐心,逐字逐句地修改。学生们摸透了吴老师的脾气,对他布置的作文,没有一个同学想着好好完成。为了图省事,他们都拿着他们驴唇不对马嘴的作文,排着队让吴老师改。我们因此常常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吴老师穿着一件破了很多洞的汗衫,被许多同学围着。这些同学的作文要是搁别的语文老师那里,早扔地上了。但不管多热的天,只要吴老师接过你的作文,他就会把不通顺的句子改通顺了,把你没写完的作文也按照上文的意思给续完了。这哪是学生写作文,分明是吴老师帮全班同学每人写了一篇作文。按说,以吴老师的学问和他的认真劲儿,应该受到学生和老师的尊敬才对,可是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拿他不吃劲儿。老师拿他不吃劲儿情有可原,因为他们都是成年人;学生拿他不吃劲儿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学生怕老师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吴老师教的所有学生,都不怕他,几乎都拿他的话不当回事儿,他也没脾气。开始,只是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不怕他,后来连女生都敢跟他顶嘴。更可笑的是,好多时候,不是吴老师找学生麻烦,而是学生找他麻烦。

我就亲眼见过一次。那是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一天中午。这之前,我并不知道吴老师是谁,尽管我还没有上学前,就从比我大一些的孩子那里听说过他,知道我们小学有这么一个老师,但我始终对不上号。那时,大孩子们称呼吴老师不是吴老师,而是吴孬子。孬子是我们那一带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傻子。孬子的发音和老师的发音比较相近,用我们那一带方言发音,外地人肯定听不出来;如果用我们那一带方言发音的速度再快点,即使是本地人,若不仔细听,也根本听不出区别来。我们学校高年级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无聊时,就这么喊,吴老师听了也应答。那天是一个雨天的中午。如果是晴天,只要中午放学铃一响,我们这些野孩子就跟茅坑里的苍蝇被惊动一样,嗡一声四散回家,吃午饭去了。小学就在村上,学生和本村的老师中午回家吃饭。但那天放学的时候正下着雨,好多学生都没有雨具,走不了。都像淋湿的猴子一样,聚集在教室外面半米宽的屋檐下等。雨什么时候停了,或者下得小一点,我们这些野孩子就会一路小跑冲回家。南方的雨比较绵,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路近的孩子,实在等得受不了,就冒雨冲回家。我和一些家离学校比较远的孩子,只能猴在屋檐下,一边忍受着咕咕直叫的肚子,一边看着沥沥淅淅的雨发呆。我们站立的屋檐,是五年级教室的外墙。农村孩子读书晚,那个年代的五级年学生,小大人一样。当时,教室里有六七个学生没走。当然,他们中有的压根就不打算回家,回家也不一定有饭吃,索性不回家。这些留下来的学生,别指望他们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业,他们不把屋顶掀掉就算烧高香了。我小的时候,大环境不兴读书。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没指望他们将来吃文化这碗饭。那时候,知识是改变不了命运的。送孩子读书,主要是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也读书,他们随大流。至于孩子将来读到什么程度,他们不想。大多数家长觉得孩子读完小学,将来能认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家长普遍不关心孩子的读书成绩。老师也不怎么管,他们知道学生学得再好,将来还不是照样修地球?只要学生上课时别调皮捣蛋就行。中午不回家的孩子,一般也不在教室里待,不是去地里踅摸吃的,就是往谁家门口一靠,要点吃的。这天中午有雨,他们没地方去,便打算捉弄吴老师来解解闷。吴老师当时正在伙房里吃饭,就他一个人,自烧自吃。别的老师都是本村人,回家吃饭去了。伙房与五年级的教室相连,中间隔着一堵墙。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方便吴老师做饭时察看教室里的动静,在这堵墙中间开了个人脸一般大的洞。靠伙房那边,有一个小门,以前有插销,不知什么时候插销没了,只要学生从教室这边轻轻一捅,就能看见吴老师在伙房里的一举一动。吴老师一般在最后一节课时做饭。如果最后一节课正好是五年级的自习课,几个调皮鬼就隔三岔五地捅一下那扇小门,冲着洞口说真香,或者说香死我了。吴老师不出声,做不理状,偶尔瞪着眼睛气鼓鼓地看那几个调皮鬼。那几个调皮鬼并不在洞口久留,露个脸就走。待吴老师把小门关上放松警惕后,另一个调皮鬼如法炮制。吴老师有时受不了,做出恶狠狠的样子,跑过来要收拾这几个调皮鬼。这几个调皮鬼见吴老师从伙房里出来,就撒丫子跑了,然后远远地看着吴老师。就像招惹了狮子的鬣狗,远远地看着狮子,你进我退,你退我进。这天中午,吴老师刚扒第一口饭时,几个调皮鬼一同趴在洞口。吴老师边咀嚼,边看一眼这几个调皮鬼,不吭声。调皮鬼中的一个说,真香!吴老师翻一下白眼,上前把洞口关上。不一会儿,他们又把小洞口捅开了,一齐冲吴老师喊:吴老师,把点吧!把点,是我们那儿的方言,就是给点的意思。吴老师又翻一下白眼,站在原地没吭声,转过身,背对着小洞口。这时,他们又一齐冲洞口喊:把点吧,吴孬子!声音很大,震得人心慌。吴老师实在受不了,转过身,举起筷子恶狠狠地走到洞口,示意要打他们。他们往后退几步,嬉皮笑脸的样子。吴老师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像是自言自语。他拿这几个调皮鬼没办法,只能悻悻地关上小洞口。他们岂肯罢休。这次他们没有一齐喊,其中一个调皮鬼冲吴老师说,吴孬子,你的菜碗里有蛆。吴老师不理会。另一个说,不是菜碗里有蛆,是饭碗里有蛆。吴老师仍不理会。他们来劲了,一唱一和,越说越恶心。吴老师呕了一下,脸涨得通红。吴老师放下碗,仰起头,捂住嘴,他不想把刚刚咽下的饭菜吐出来。过了一会儿,缓过劲儿的吴老师拎起一把鸡毛掸子,追出来。他们见势不妙,纷纷逃出教室。吴老师气急败坏,直奔其中一个孩子穷追不舍。两人一开始在教室环形走廊里跑,跑着跑着,那个男孩感觉吴老师要追上他了,急中生智,甩掉脚上的鞋,冲出校门,逃到雨中。吴老师追到大门口停了下来,喘着粗气干瞪眼,嘴唇颤抖个不停。

就在吴老师追那个男孩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叫大屁股的孩子悄悄溜进伙房,端起吴老师的饭碗吃了起来。大屁股男孩不但把吴老师碗里的饭吃了个精光,还把吴老师锅里的饭也吃了个精光。


3

我那时并不觉得,那几个学生是在欺负吴老师。我那个年龄,正是美丑不分的年龄。看到那几个调皮鬼捉弄吴老师时,我不觉得不好,反而觉得很好玩。特别是当那几个调皮鬼后来成为我们学校的革命小将,上台挂大红花时,我更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有本事。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渴望自己也能像那几个调皮鬼一样,捉弄捉弄吴老师。

我那时和吴老师没有交集,直到小学五年级,我才和吴老师有了交集。这一年是1976年。这一年,吴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这之前,我也成了我们学校出了名的调皮鬼。吴老师也一定知道我,只不过没有留心我是谁罢了。如果仅仅因为调皮,我还有药可救,问题是我不但调皮捣蛋,还令人讨厌。至于我令人讨厌到什么程度,多年以后,我看到莫言在他的小说《牛》中写的那个令人讨厌的少年时,我觉得莫言写的就是我,或者说是以我为原型而写的。我其实比莫言笔下的那个令人讨厌的少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和那个令人讨厌的少年一样,我也是一个意识不到别人讨厌自己的少年;也是一个哪里热闹,往哪里钻的少年;也是一个不管听懂听不懂,也要插嘴的少年;也是一个听到了一句什么话,或是看到了一件什么事,就飞跑着到处宣传的少年;也是爱站在张三后面说张三手中的牌,站在李四后面说李四手中的牌的少年。这样的少年,放在哪儿都肯定不少挨打。可是我不怕打,也不记打,挨完打以后,一阵风吹过就忘了,照样龇牙咧嘴跟人乐。别人不理我,我就招猫逗狗。结果,要不了一会儿,我又挨一顿打。

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少年,谁会待见呢?没有人待见我。我上到小学一年级下半年,就开始没人待见我了。我几乎和班里所有小朋友都打过架,他们都曾经是我的同桌。上到二年级,同学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同桌。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我都是一个人坐独桌。我的座位就在老师的讲台下面。老师这样做,不是为了关照我好好学习,而是拎我耳朵或者用棍子抽我时,得心应手。在我的记忆里,老师除了用棍子抽我,或拎我耳朵时看我一眼,平时不带看我的。可是,老师越不待见我,我就越渴望老师待见我。为了让老师看我一眼,我时常不是在课堂上扮怪脸引同学发笑,就是弄出点动静吸引老师和同学的目光。实在没有怪可搞,我也要憋个屁,弄个声响,把同学逗笑。

接下来,可想而知。尽管每回挨打我也龇牙咧嘴,但看到老师和同学都向我投来目光时,我还是心生温暖。为了让老师把我调教成一个正常的孩子,从我上二年级起,父母没少请老师到家吃饭。老师到我家吃饭,不但没有帮助我融入集体生活,反而成了我在课堂上肆无忌惮地捣乱的借口。老师也以吃了我家的饭,理应对我父母负责为由,教训起我来下手更狠。他们以为让我一个人坐课桌是对我好。他们以为打我,就能让我懂事。

直到我上五年级时,吴老师的做法才对了我的心思。吴老师没有让我独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让我独坐,他让我和一个叫侯卫华的孩子同桌。侯卫华是个“右派”的儿子。那时,我们不知道“右派”是什么人,只知道他家成分不好。他父亲经常和我们村的地主富农们一块挨批斗。他父亲在批斗会上是低着头的,所以侯卫华在学校就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可怜兮兮的,平时走路都是溜边。他一副示弱的样子,反倒没人欺负他。他也没有朋友,和我一样独来独往。他和我一样,这之前也是坐独。不同的是,我坐在最前面,他坐在最后面。坐在前面的同学,甚至都不知道班里有他这么个同学。侯卫华也渴望融入集体,也希望有人理解他。这一点,从他被吴老师调到和我坐同桌后就能看得出来,他不但爱笑了,话也明显多了起来。虽然别的同学不愿意跟他说笑,他至少可以跟我说笑,拿我当玩伴儿。对他来说,这就是进步。我以前也嫌他是狗崽子,不理他。我把同学都得罪光了,没人理我,现在有他理我,我巴不得呢。我们两个天涯沦落人,就这样成了好朋友,相互取暖。那段时间,我俩上课坐同桌,下课在一块玩。别的同学不跟我们玩,我们就自己玩。虽然只是我俩玩,我俩照样能玩出花来。为了引人注意,我俩满院子里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不是他追我,就是我追他。我俩像吃了笑药一样,高兴得不行。别的班级的同学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这让我俩更加来劲。我俩索性在院子里玩摔跤。这一招果然引来更多同学的围观,有时老师也加入进来。这是一种无形的激励。

更让我俩高兴的是,有一天玩摔跤,校长也站在学生们当中观看。校长也和同学们一样,咧着嘴笑。校长姓光,像我这种出了名的调皮捣蛋学生,光校长平时是不看的。这一天,光校长有兴致看我和侯卫华摔跤,是我们家的大白鹅起了作用。那只大白鹅养了一年多,两天前母亲把它宰了,因为父亲要请光校长到家里吃饭。父亲请光校长吃饭,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我大哥。我大哥是1966届初中毕业生,学习成绩好得一塌糊涂。遗憾的是“文革”发生后,他没有继续上学,在家务农。父亲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端个好饭碗,别像他那样吃辛苦饭。他老人家就异想天开地盯上了民办教师这个职位。基于这个动机,他请光校长到家里吃饭。不管我哥哥能不能如愿当上民办教师,但光校长到我家吃了这顿饭后,至少表面上对我要好一点。可能就这个原因,光校长破天荒地看我和侯卫华摔跤。我呢,也因为有光校长在场,越发来劲。我俩摔跤只是象征性的,谁也不把谁摔倒。有光校长在场,我觉得有必要显摆一下。我使出吃奶的力气,用了一个别腿。侯卫华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向后倒去,但他死死地抱住我不松手。我的身体便压在他的身体上,加速向后倒去。就在他的身体接触地面的刹那,我听到了一声像干树枝折断一样清脆的声音。所有人都被这清脆的折断声惊着了。侯卫华放开我,痛苦地在地上扭曲着。我爬起身,也被眼前的情景吓傻了。我在人群中寻找光校长,就像走失的孩子寻找父母一样。我在光校长刚才站着的地方没有看见他,也没有在别的位置看见他。我不知道光校长是什么时候走的。在一阵嘈杂声中,吴老师走了过来。吴老师在同学们的簇拥下背起侯卫华,急匆匆地向校外走去。


4

第二天晚上,我才听到侯卫华小腿骨折的消息。我已经躺在床上,准备就寝。这时,我家的门被敲响了。我家来客人了。以往,我准一骨碌爬起来。但这两天因为有心事,我没有出去凑热闹。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来人正是光校长和吴老师,他们是替侯卫华父母来的。为什么侯卫华父母不直接来呢?因为孩子打架是在学校发生的,侯卫华的家人觉得找学校理所应当。侯卫华家人找学校,学校当然要找我家。

在农村,老师很少找家长。尤其是到学生家里找家长,必是大事。母亲知道我把侯卫华的腿弄断了,二话不说,冲进卧室将我提溜起来。母亲啪啪给了我两巴掌。母亲以前也没少打我,每回打我,我都一声不吭,斜眼看着她。母亲这回打我,我哭了。我一哭,母亲就没再打我,拽着我来到堂屋。母亲指着光校长和吴老师对我说,你把刚才说的话,给光校长和吴老师说一遍。我边哭边说,那天我和侯卫华不是打架,是闹着玩的,光校长还在边上看着呢。光校长立马否认,说他根本不在场,在场的话,他肯定会制止的。听光校长这么一说,母亲笑着说,谁养的儿子谁知道,我儿子虽然调皮,但他不撒谎。你要是不在场,他肯定编不出来。光校长说,天地良心,我真不在场,不信你问吴老师。我们都看着吴老师。吴老师看着光校长,嘿嘿笑了两声。光校长急了,说,吴老师你笑什么?吴老师说,我要是说你不在场,我就等于说瞎话了,你确实在场。光校长脸气得煞白,掉头就走。这事不了了之,父母没有赔侯卫华家医药费。不过,这事以后,我和侯卫华就再也没有说过话。我们又回到了独坐状态。他坐在教室最后面。我坐在教室最前面。这事以后,我好像有点长大了,不再胡打乱闹。尤其是吴老师的课,我从不捣乱。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内心的感激,我没事时总在吴老师身边转悠,有时帮他抬水,有时看他出黑板报。我特别喜欢看吴老师画画,他的画画得真好。他画画得好,兼任很多班级的美术课。我的美术也不错,对吴老师有了感激之情以后,我的美术成绩大有长进。一天,吴老师对我说,梁建强,你将来学美术吧。我不知道学了美术,将来有什么用,只是觉得学美术轻松多了。我数学不好,一上数学课,脑袋就大。画画对我来说,似乎不用动脑子,我就愿意学。这以后,我就跟吴老师学画画。但是谁也没想到,我的这一决定,竟给吴老师带来杀身之祸。

事情得从学校要出新一期黑板报说起。以往出黑板报,都是吴老师一个人干。这次出黑板报,吴老师让我给他打下手,其实就是帮他干一些跑腿的事情,做准备工作。吴老师让我干的第一件事,把出墙报的黑板清洗一遍。黑板上的内容,是上一期的。我用脸盆打来水,用抹布把上面的内容清洗掉。我清洗得很干净。平时看着不怎么黑的黑板,经我一清洗,乌黑乌黑的。望着乌黑的黑板,我突然手痒痒,抄起粉笔在上面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毛主席三个字在上面,万岁两个字在下面。写完,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来到学校,我发现很多老师和学生围着那块黑板看。村里的杨书记也来了。我看了一眼黑板,有人在我写的字的左边写了打倒某某某五个字。打倒两个字正好与毛主席三个字并齐,而某某某三个字正好与万岁两个字并齐……这还了得,这是反动标语。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脸煞白。光校长喊:梁建强呢?站出来。同学们腾出一块空地,我就露了出来!光校长喝问:梁建强,这是不是你写的?我不敢看光校长,低着头不吭声。光校长怒不可遏,声音比刚才更大更严厉:谁指使你写的,是你父母吗?我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我边哭边说,没人让我写。光校长说,是你自己写的了?我说,我只写了毛主席万岁。光校长说,正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写的,我们才晓得有幕后指使者。梁建强你想清楚了,只要你说出这个幕后指使你的人是谁,这事就跟你没关系。确实没有人指使我,我编不出来,我没法回答光校长的质问。我只好接着哭,这是我对付大人的经验。这次却不灵,任凭我怎么哭,大人们始终围着我不放。随后,我被光校长带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进了光校长的办公室,光校长会凶神恶煞地拎我的耳朵。光校长却和颜悦色地问我:你热爱毛主席吗?我说,热爱。光校长停了一下,加重了语气:吴老师却不热爱毛主席。见我不吭声,光校长说,别以为他对你好。他为什么让你洗黑板?他这是要借你的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就是要把你拉下水,你听明白了没有?我点点头。听光校长这么一分析,我突然觉得吴老师跟电影里那种隐藏在群众中的特务有点像。这样想着,我越发觉得吴老师像特务分子。电影里的特务分子很少与人说话,吴老师也很少与人说话;电影里的特务分子走路都低着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吴老师走路也低着头。吴老师不但低着头,还经常自言自语。这哪是好人?分明就是坏人。这样想着,我突然感到毛骨悚然。原来吴老师包藏着险恶用心,目的就是要拉我下水。想到这儿,我举手示意。光校长说,你想明白了?我点点头。光校长问:是吴圩让你写的吗?我略迟钝了一下,我一下子没想起吴圩是谁。几秒钟后,我才想起吴圩就是吴老师。我说,对,就是吴圩让我写的。

得到我的口供后,光校长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接着,光校长离开了办公室。他没有理我,也没有发话让我走。我孤苦伶仃地站在校长办公室,不知所措。


5

光校长出去没一会儿,我就听到隔壁办公室里传来噼哩啪啦的声音,接着,我又听到吴老师痛苦的呻吟。我没见过吴老师痛苦的样子,他那样子一定很丑陋,因为他的笑就不怎么好看。我顾不得再多想什么,扭头蹿出了光校长办公室,向家里跑去。身后,吴老师痛苦的呻吟似乎还在追逐着我,令我不寒而栗。

回家到里,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嚷饿,而是像生了病一样,蔫头耷脑地不吭声。母亲没有理我,她一边收拾家务,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说吴老师真可怜。母亲边念叨吴老师可怜,边骂光校长他们不该那样对待吴老师。吴老师有什么错?不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吗?就遭到他们的报复,这不是公报私仇是什么?母亲说,吴老师一个鹅头人,用得着那么欺辱他吗?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些人怎么下得了狠手。母亲说,吴老师不可能是坏人。吴老师肯定是被别人陷害的。我知道母亲不是骂我。母亲不知道是我陷害了吴老师,她骂的肯定是光校长。尽管她宰鹅给光校长吃,但她心里清楚,光校长不是什么好人。我没敢跟母亲说实情。让她骂吧,她骂得越凶,我心里越好受。

我不知道母亲后来听没听人说,是我揭发的吴老师。现在想来,母亲应该知道,只是没有点破罢了。哪有不透风的墙?只是个迟早的问题。吴老师被押走半个月以后,我也不去上学了。是我自己不想上的。我不去上学,不是因为吴老师被押走,而是吴老师被押走后,来了一个杨老师。杨老师高中毕业,没什么事干,学校因为吴老师被押走后,学校缺一个老师,他就来顶缺了。杨老师长着一双水鬼眼,红红的,鼻子齉齉的,像里面塞着什么东西。杨老师和吴老师不一样。杨老师喜欢打学生,班里所有的学生他都打过。学生们都既特别怕他,也特别讨厌他。如果学生们仅仅是怕他和讨厌他还好说,最重要的是学生们都瞧不起他。他经常读错字,比如他把撑字读成掌字。我们这些刚上五年级的学生,当然不知道他读错了。我们班里有一名留级生,知道吴老师不是这么读的。这个留级生不是因为成绩不好留的级,是因为成绩很好才留的级。他姐姐跟他同班,两个人都面临上初中,他的父母早就决意不让他姐姐上初中,一是认为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二是他姐姐的成绩不如他好,所以不打算让她再念了。那个时候是推荐上初中,老师觉得他姐姐成绩也不错,不想让她辍学。于是,从中做了手脚,推荐他姐姐,没有推荐他。这样他就留了级,和我们成了同学。这个同学也姓杨,和杨老师是同宗的兄弟,内心却没拿杨老师当自己的老师。每当杨老师读错字时,他就在课堂上及时地纠正杨老师。杨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按照这个同学说的读。久而久之,学生们就瞧不起杨老师。学生们越瞧不起杨老师,就越怀念吴老师。同学们越怀念吴老师,就越瞧不起杨老师,也就越恨我。是我陷害了吴老师。同学们有事没事路过我身边时,都指搡骂槐地骂我是奸佞小人,是叛徒内奸。我不想当奸佞小人,也不想当叛徒内奸。为了躲他们,我就不上学了。

一开始,父母也没拿这事当回事。他们以为我在家待几天,待腻了自然就回学校上学去。可是我在家待了几天以后,更加觉得没有脸面再回学校去,尤其没脸面再见同学们。而且待的时间越长,这种感觉越强烈。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惯性中止后,产生的畸形感觉。当时纵使父母连打带骂连哄带骗,我就是不回学校去。父母终于拿我没办法,只好听之任之。其实,看着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伴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我心里别提有多痒痒了,有多难受了。可是我抹不开这个面子。我怕同学们往我脸上吐唾沫。我希望能有个台阶,让我就坡下驴。

我这样在家待了约半年时间,“四人帮”被粉碎了。“四人帮”被粉碎,似乎跟我没关系。我当时并不知道“四人帮”是谁。庆祝活动开始了,人们像去赶集一样穿上新衣服,跟着敲锣打鼓的队伍去游行喊口号。母亲大概觉得这是个机会,就让我也跟着去游行。

在游行的队伍里,我看见了光校长和杨老师,我不知道他们看没看见我。我估摸他们看见我了,他们只是装作视而不见。像我这样调皮捣蛋的学生,不上学他们才高兴呢!用他们的话说,少一个祸害。我也看到了久违的同学们,同学们也看到了我。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都远远地看着。我看见同学们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然后朝我这边看过来。我装作不看他们。我要是融入他们之中,应该是很幸福的。可我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我感觉自己不配有这种机会,我永远无法融入其中。我还是不好意思去上学。

这样又过了半个多月,吴老师被放回来了。据说实在没有证据证明那个反标是受吴老师指使写的,吴老师当然死活不承认,骨头硬得很。这样关了半年后,只好把他放了回来。听到这个消息,我着实很激动。激动得想大哭一场,为吴老师,也为我自己。但激动以后,我随即弥漫着悲凉。因为是我诬陷了吴老师,才让吴老师深陷牢狱之灾。吴老师肯定恨死我了。吴老师平时最讨厌告密的人和打小报告的人。有一回,两个男同学给吴老师抬水。一个男同学突然心血来潮,想搞个恶作剧,让吴老师喝他的尿,就在水桶里撒了几滴尿。还好,只几滴。也许是这个同学良心发现了。之后,这两个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事闹翻了,另一个同学就把这事告诉了吴老师。这个同学本来是想讨好吴老师,没想到吴老师反而非常生气地批评他说,你这么小的年纪,怎么不学好,学会告黑状呢?这样思量着,我越发觉得我的学是上到头了,我再也不可能回到学校了。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一天中午,吴老师领着全班同学来到我家。我以为吴老师是来找我算账的。没想到吴老师是领着全班同学来接我上学的。吴老师没有让同学们进我家,而是让同学们在我家门口呈扇子形列队站着。几个高个子同学站在中间举着标语,上面写着:欢迎梁建强同学归校。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我像童养媳见生人一样,不好意思地躲了起来。我无地自容。我不敢见他们,尤其是吴老师。母亲生拉硬拽地将我推了出来。我出现在门口,所有的人都鼓起掌来。这掌声一下子让我释怀。我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我感到一只手轻轻朝我触来,是吴老师的手。我一边抹眼泪,一边顺从地跟着吴老师,走进同学们的队伍。


6

接下来,我跟着吴老师又上了一年学。从这年开始,教育部门将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这样,所有的学生都要将本年级自动延长半年。也就是说,我们在小学五年级一共待了一年半。

1977年秋天,我升到初中。因为扩大招生,公社初中容不下那么多学生,只好在我们小学设了附中,其实就是一个班。这年,高考制度已经恢复,我们村有好几位农家子弟凭借高考,跳出了农门。这让父母很是眼热,他们做梦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跳出农门,别再像他们一样在土里刨食。我的两个哥哥已经不可能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我。他们也清楚,如果我继续在这样的附中上学,是不可能考上高中的,也不可能考上大学。转年春天,我转到县城中学读书。

走的那天,我特意去跟吴老师道别。吴老师得知我到县城中学读书,很是激动。那天,他送我走了很远,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道别时,吴老师仍依依不舍地站在原地,看着我穿过那片黄灿灿的油菜花地。

原载《朔方》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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